文化外交：歷史、現實的審視與思考【7】

　　三 中國的難點與思考

　　過去60多年來，中國文化外交的興衰起伏與國內政治變化及對外政策調整大致同步，呈現出前后“兩個30年”的具象。

　　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文化外交地位特殊。這一時期，政治和經濟外交受制于西方敵對國家的孤立和封鎖，國際活動空間十分有限，文化外交因而成為總體外交的主要工具，深得第一代領導人的重視。周恩來曾將文化外交比作“先行者”、“播種機”，他指示對處于美國控制下的拉丁美洲開展友好工作，要先從民間入手，從文化入手，廣交朋友。他親自踐行這一方針，并與智利詩人聶魯達和畫家萬徒勒里里(Jose Venturelli)、古巴詩人紀廉(Nicolas Guillen)、巴西作家亞馬多(Jorge Amado)等一批文化名人結下友誼。在后者的帶動下，拉美許多國家成立了中國文化協會，致力于介紹中國文化和推動各界人士訪華，邀請中國文化界名人到訪。(33)整體而言，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外交在國力有限的情況下，仍然較為有效地動員和整合內部的文化資源，以周邊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主要目標開展工作，對爭取廣泛的外部同情，團結友好力量，擴大反帝反殖反霸國際統一戰線，塑造和平、正義、友善的國家形象發揮了顯著的作用。與此同時，初創的中國文化外交也有其不足和缺陷。在冷戰因素和蘇聯模式的影響下，新中國的文化體制、外交理念表現出過度集中和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等特征，行為者由宣傳、文化、教育、科學技術、衛生、體育、藝術、翻譯出版等公立機構，以及官辦對外友好團體構成，缺少公眾的廣泛參與。“革命文化”的主導地位導致文化外交過于集中對新中國的形象建構，選題和敘事力避“封、資、修”之嫌，卻失去了歷史的厚重感以及話語體系的生動性。特別是在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文化外交被激進的對外宣傳活動所取代，文化外交體制基本廢黜，參與人員或被“專政”，或被遣散、轉行。頻繁的政治運動和僵化的計劃經濟還使得中國文化產業規模、業態、產能難以充分發育并在文化外交中缺位。文化外交也從未將經濟收益納入其考量范疇，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均不計成本。(34)

　　在20世紀80年代迄今的30多年中，文化外交隨國家整體對外關系的快速發展取得長足進步，首先體現在文化外交覆蓋面得到極大的拓展，至2009年中國已同145個國家簽訂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和近800個年度文化交流執行計劃，與上千個境外文化組織保持密切的合作關系；其次，由于政府間主體外交的支持，文化外交的規模、規格和容量顯著提升。21世紀以來，中國與法、英、德、意、西、俄、日等國先后合作舉辦大型“文化年”、“文化節”等專題活動；再次，通過開展雙邊、多邊、地區間和國際間的外交合作，增強了中國在國際多邊文化事務中地位和話語權；(35)最后，中國文化產業完成由小到大的成長過程，并開始產生“外溢”，有望為文化外交提供堅實的市場資源和經濟支撐。2016年3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最新報告稱，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文化產品出口國，出口貿易總值達61億美元。(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