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歷史、現實的審視與思考【12】

　　就學理而言，文化外交是中觀和微觀層次問題，主要涉及一國對外關系的有機組成乃至技術工具。然而，由于文化是一個民族精神特質的集中體現，對其戰略思維具有根本性的影響，文化外交又是一個需在宏觀層面做出深入透析的對象。因此，建立一個跨層次的研究框架解釋文化外交現象，在學術上是必要的，同時也是富有相當高挑戰性的。本文雖顯有力所不逮之處，卻著意強調以下文化外交理論和實踐意義，以期引起后續的批評和努力：

　　(一)文化是普遍和包羅萬象的生活符號。語言、習俗、宗教、藝術、哲學、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非物質品反映“一定時期中為(人類)群體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的生存樣式，因而具有自在的身份屬性，即“最精深微妙且最具個性”的民族特征，其對外傳導的方式更多地展現于自主的“無意識”的敘事，進而收到“隱形”的成效。(75)與此同時，文化可以通過具體的物質載體流通于市，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日益發展的條件下，文化輸出可集政策性、商品性和便利性等多重功利于一身，因而成為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有機部分。

　　(二)文化是包括外交在內所有治國之術(statecraft)的思想基礎。“那些在每個社會中握有政治權力的人易受社會文化的影響，他們的行為與態度將有許多文化根源。在每個民族國家中，統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種文化背景中發生的”。(76)理解一國的對外戰略，必須深入了解其文化的道德內核。盡管這是一個長期、復雜和需要全面介入的系統工程；改進他方的認知、尊重及至接納程度，除了其他權宜之計，最根本的還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的文化先進性、開放性和融合度，從而達到基于自身繁榮興盛的文化安全及對外吸引力，這也是新興大國向全球強國躍升所應具備的關鍵前提。

　　(三)文化外交除了依托于物質形態或非物質形態的文化資源，還必須體現高度的文化自覺和對外戰略意識。文化外交強國不僅需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作為條件，更要具備先進的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資源的整合能力。無論是各類傳統工具，還是文化產業及其創新產品，其服務于文化外交的潛能只是客觀存在，而能否有效地服務于整體的國家利益和外交目標，則取決于決策當局的觀念更新和制度創新，也取決于在此之下各行為主體得到充分調動和有序組織�？傊�，文化外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反映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強弱與高下。

　　(四)文化決定政治，又服從和服務于政治。文化外交是爭取民意的一項長期工作，而政治則需要及時把握民情民意，爭取政治資源。因此，當代文化外交在內必須順應民眾對外交流溝通的需求，利用民眾和市場的力量，在外則必須淡化政治色彩，以藝術性、生活性、娛樂性、便利性的優勢貼近民眾、深入人心。總之，文化外交的成敗不僅在于強烈的政治意志，也系于具體工具和策略的與時俱進，運籌得當。

　　(五)文化終究是演進不止的，因此文化的改造和應用也總是處于“進行時態”。毛澤東說，“人類總是要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觀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觀點，都是錯誤的”。(77)文化外交從來都是在內生和外壓雙重動力作用下產生的。在今天全球多元文化相互交織，各種思想相互激蕩的背景下，各國文化力量和文化關系不平衡、非對稱的狀態或將由新興國家的崛起而帶來的歷史性改觀。其中，中國能否明智地把握中外文化上互聯、互動、互塑的大勢，有效地回應乃至化解相關擔心和疑慮，進而塑造對自身發展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已經成為近期對外關系需要破解的最大難題。長遠而言，中國能否不懈地改進自身文化品質，具備令其他國家仰慕、效仿的制度、思想和社會生活范式，并成功地將其轉化為對外輸出的公共產品，則必將決定民族復興夢想的實現乃至影響世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