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學術人生的通達與執著

　　朱光潛生于1897年,逝于1986年,九秩人生橫跨晚清、民國和新中國三大歷史時期,其六十多年學術旅程也和中國現代史一樣,跌宕起伏,歲月崢嶸。讀中國現代學術史,尤其現代美學史,不論沙塵蔽日之際,還是云燦星輝之時,朱光潛任憑風云變幻,堅守美學領地,開疆拓土,深耕細作,從未流于偏激,卻處學術先鋒,其披荊斬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仿佛屹立萬里波濤中的航標燈塔,導引中國現代美學巨輪破浪前行。

　　文言與白話的藕斷絲連

　　朱光潛出生在激蕩清朝文壇兩百余年的“桐城派”的故鄉,也是一戶歷代書香之家的子弟。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朱光潛正在英國人主辦的香港大學教育系讀書。他接觸到《新青年》等報刊宣傳的新思想,心靈深處引起強烈震撼。他在《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里曾這樣描述當時的心境:

　　我是舊式教育培養起來的,腦里被舊式教育所灌輸的那些固定觀念,全是新文化運動的攻擊目標。好比一個商人,庫里藏著多年辛苦積蓄起來的一大堆鈔票,方自以為富足,一夜睡過來,滿世界人都宣傳那些鈔票全不能兌現,一文不值。你想我心里服不服?

　　最使他不服氣,乃至痛心疾首的,是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這不僅因為他寫得一手好文言,多年練就的一技之長將會變成無用之功;還因為提倡白話文的新派學者,猛力攻擊桐城派古文及其代表作家,這對作為桐城派后裔的朱光潛來說,理智上難以接受,感情上更受傷害。陳獨秀在那篇名響一時的《文學革命論》中,就將朱先生所尊崇的精神益師“歸方劉姚”(歸有光、方苞、劉大魁、姚鼐),打入“無一字有存在之價值”的“十八妖魔”之列。錢玄同更是把桐城文派直斥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對于這種無異于挖桐城人祖墳的偏激之言,朱光潛自然憤慨異常。他說:

　　尤其文言文要改成白話文一點,于我更有切膚之痛。當時很多遺老遺少都和我處在同樣的境遇。他們咒罵過,我也跟著咒罵過。《新青年》發表的吳敬齋的那封信雖不是我寫的(天知道那是誰寫的,我祝福他的在天之靈),卻大致能表現當時我的感想和情緒。

　　一種語言負載著一種文化。它對于深深浸泡其中的知識分子來說,決不僅僅是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文字工具,而是其心靈得到慰藉,情感賴以寄托的精神家園。

　　當時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聲勢浩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于1920年1月通令將小學一、二年級的國文一律改為語體文,同年4月又規定凡過去編的文言文教科書到1922年以后一律廢止。此后,大中小學文言文教材逐步被白話文教材所代替,各種報刊更是爭相使用白話文,以示跟上時代前進之腳步。至此,白話潮流,浩浩蕩蕩,大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勢頭,每個用慣了文言的人,都感受到一種強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