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與中學的移花接木

　　朱光潛1918年至1923年在香港大學獲學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獲碩士學位,1929年至1933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和法國斯特拉斯堡獲博士學位。他前后在西方人主辦的大學里攻讀13年,是同輩文人學者中留學時間最長、浸淫西方文化甚為深廣者。他新中國成立以前出版的主要著作,如《給青年的十二封信》(1929)《變態心理學派別》(1930)《談美》(1932)《悲劇心理學》(1933)《變態心理學》(1933)《文藝心理學》(1936)《詩論》(1943)《談修養》(1943)《談文學》(1946)《克羅齊哲學述評》(1948)等,這些享譽當時并影響至今的佳作,多半寫于他在英國和法國留學期間。

　　盡管上述著作多數撰寫于英國和法國,盡管它們廣泛運用了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但所闡述的美學和文藝學問題,絕不只是西方理論的簡單照搬和介紹,而是處處注意結合中國文藝和審美實際,在兩者相互對照比較中探尋美學和文藝學規律。中西融匯,古今貫通,這是朱光潛治學的重要方法,也是他治學的突出特點。

　　《文藝心理學》是我國第一部系統探討美感經驗和審美心理生成過程的專著,自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版以來一直廣受贊譽。該著雖然以現代西方美學理論為立論基礎,但他用中國傳統里的“靜觀自得”、“物我兩忘”思想來闡釋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的“直覺說”,用中國古代文人推舉的“超然物表”、“瀟灑出塵”的人生境界來解析英國心理學家布洛的“距離說”,用老子和莊子崇尚的“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觀念來論證德國心理學家立普斯的“移情說”等等,無不強烈表現出打通中西、古今共治的色彩。

　　《談美》是朱先生另一部廣受好評的佳作,它從人生和藝術的結合上談論美感形成規律,探討人生藝術化的意義。該書從標題到具體論述,處處把西方美學理論與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燴于一爐,其兩者互釋、彼此融合,幾乎達到玉潤珠圓的境界。如他談藝術與實際人生的距離,所用標題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談宇宙的人情化(即移情作用),所用標題為莊子的典故“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談藝術與游戲的關系,所用標題為孟子的名句“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談詩歌創造與格律的關系,所用標題為孔子的格言“從心所欲不逾矩”等等。僅從這里,我們足可領略朱先生治學古今中外融會貫通的神采。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貴在對研究對象有自己獨到的感悟和發現。《詩論》作為朱先生自認“比較有點獨到見解”的成果,不僅是中國詩學從傳統偶感隨筆形態轉向系統理論形態的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名著,更在于它“用西方詩論來解釋中國古典詩歌,用中國詩論來印證西方著名詩論”,在比較文學方面開拓了中西詩學互相闡釋的先河。

　　《詩論》在中西詩學比較互釋方面,開人眼界的創作很多,略舉兩例,以呈狀貌。

　　賦與詩的關系及中西詩格律。千百年來,談到中國文體演變,多以為“賦自詩出”。班固《兩都賦·序》說:“賦者,古詩之流也。”摯虞《文章流別論》也說:“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后人遵從此說,多注意古詩對賦的影響,而對于賦給予律詩的影響則絕少考慮。朱先生別具匠心,發現講究鋪陳、對舉、韻節的漢賦,對律詩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他指出:律詩的兩大要素,即意義的對偶和聲音的對仗,都是最先出現在賦中,并首先由賦家兼詩人的曹植、鮑照、謝靈運等,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到詩里。如曹植的詩句“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便儼然是對偶句的形態;到了謝靈運的《登池上樓》和鮑照的《代出自薊北門行》等,則呈露全篇排偶的端倪。由此逐漸推廣開來,慢慢發展成熟,及至唐朝,終成律詩極盛時代。此后,律詩不僅是中國詩歌中影響最大、發展最為充分的詩體,而且對唐以后的詞曲及散文演進,都不同程度留下了雨過地濕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