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方人在藝術中也有注重對稱的傾向,為什么他們的詩沒有走上排偶的路呢?朱先生指出:中文字全是單音,一字對一音,如“桃紅柳綠”、“我去君來”,稍有比較,即成排偶。可西方文字,不論是英文、法文、德文等,都是單音字與復音字相錯雜,意義可以對稱而詞句卻參差不齊,難以兩兩相對,猶如“司馬相如”和“班固”都是專名卻不能相對的道理一樣。不僅如此,中文與西文在語法規則亦有重大差異:西文的文法嚴密,中文的語法比較疏簡且較有彈性。如“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兩句詩,若依原文結構直譯為英文、法文或德文,即漫無意義,而在中文里卻不失為佳句。由此朱先生說:“單就文法論,中文比西文較宜于詩,因為它比較容易做得工整簡練。”這話講在“五四”以后推崇西方詩而貶斥舊體詩的時代,不僅見識卓著,更顯學術勇氣。

　　中西愛情詩的異同及原因探討。在進行中西詩歌比較時,朱光潛先生還對中西愛情詩的差異提出獨到見解。他指出:“西方愛情詩大半寫于婚媾之前,所以稱贊容貌、訴申愛慕者多;中國愛情詩大半寫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別悼亡。西方愛情詩最長于‘慕’,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雪萊和布朗寧諸人的短詩是‘慕’的勝境;中國愛情詩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牽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蕩婦秋思賦》以及李白的《長相思》、《怨情》、《春思》諸作是‘怨’的勝境。”

　　為什么中西愛情詩有這種差異?其一,西方社會側重個人主義,愛情在個人生命中最關痛癢。說盡一個詩人的戀愛史,差不多就說盡他的生命史。中國社會側重國家主義,文人大半生光陰在仕宦羈旅,“老妻寄異縣”是常事。他朝夕相處的往往不是婦女,而是同僚與文字友,所以中國詩里友朋贈答和君臣恩誼是常見的母題,而這在西方詩中卻幾無位置。其二、西方受中世紀騎士風氣影響,尊敬女子受社會稱頌,女子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在學問和情趣上往往可以和男子契合。在中國得之于朋友的樂趣,在西方一般都可以得之于婦人女子。中國受“男尊女卑”傳統觀念影響,男子往往把女人看作一種牽掛或不得不有的一種累贅。女子最大的任務是傳嗣,其次是當家,恩愛只是倫理上的義務,情投意合是比較罕見的事。其三、中西戀愛觀也相距甚遠。西方人重視戀愛,有“愛情至上”口號。中國人向來重視婚姻而輕視戀愛,真正的戀愛往往見于“桑間濮上”。至于文人,仿佛只有潦倒無聊者才肯公然寄情于聲色,而他們向來為社會所病詬。更何況中國人的人生理想側重功名事業,“隨著四婆裙”多半被社會視為恥事呢!

　　檢索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版物,對中西詩歌進行如此比較研究,朱先生是第一人。他不僅可說是中西比較詩學研究的開拓者,而且抬腳舉步就邁上很高的起點,其研究視野的廣度、把握問題的精準度、挖掘緣由的深度,多道前人所未道,給人撥云見日,豁然開朗之驚喜。在近百年中西文化激烈沖突的大背景下,朱光潛以學者的冷靜和睿智,移西方美學之花,接中國傳統之木,于中國現代美學的百花園中,培植出一株株清香迷人的奇花異卉,給我們許多娛心明智的教益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