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朱光潛來說,放棄文言文猶如告別棲息多年的故鄉老宅,其過程當然是痛苦的。仿佛一個被迫背井離鄉的游子,雖然將要開始新的精神旅程,但故鄉那熟悉而親切的身影,那長久培養起來的剪不斷理還亂的濃濃鄉情,怎能不引起他深深眷戀呢?

　　然而,朱光潛畢竟是一個現代青年,一個既有認識新事物的愿望,又正在接受現代大學教育的現代青年。他對于文言文改成白話文這點,雖然始而反對并在心里咒罵,但不久經過冷靜的思考,經過一番劇烈的內心沖突,終于“看出新文化運動是必需的”,并“放棄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學著寫起白話來了”(朱光潛《作者自傳》)。

　　很快,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話作品《福魯德的隱意識說與心理分析》,于1921年7月發表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東方雜志》上。此后,他一發而不可收,寫出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論文和著作,不僅以豐富的學識和深刻的見解廣受稱譽,而且以優美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風打動許多人的心靈。

　　朱光潛先生何以能有這樣的好文筆?這當然需要有對文字的敏銳感覺,需要有“文章不厭百回改”的反復推敲的精神,同時原先的古文訓練也功不可沒。朱光潛以自己的切身體驗,對文言和白話兩者的特點及短長曾有獨到分析:

　　文言白話之爭到于今似乎還沒有終結。我做過十五年左右的文言文,二十年左右的白話文,就個人經驗來說,究竟哪一種比較好呢?把成見撇開,我可以說,文言和白話的分別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大。第一,就寫作的難易說,文章要做得好都很難,白話也并不比文言容易。第二,就流弊說,文言固然可以空洞俗濫板滯,白話也并非天生可以免除這些毛病。第三,就表現力說,白話與文言各有所長,如果要寫得簡練、有含蓄、富于伸縮性,宜于用文言;如果要寫得生動、直率、切合于現實生活,宜于用白話。這只是就大體說,重要的還是在作者的技巧,兩種不同的工具在有能力的作者手里都可以運用自如。我并沒有發現某種思想和感情只有文言可表現,或者只有白話可表現。(《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這段話說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1943年)。當時整個社會對文言文多討伐、貶責之聲,朱光潛卻在文言與白話的比較中,充分肯定文言文的意義和價值。由此他認為,新文學倡導者所說的“文言是死的,白話是活的”,乃不負責任的偏激之詞。因為“文言文所能有的毛病,白話文都能有;白話文所能有的毛病,文言文也在所難免”。

　　其實,任何一種語文和文學都有歷史連續性,白話本身也是從文言脫胎而來,文言與白話并非兩種截然不同的語文。白話文必須繼承文言文的遺產,才可能更加豐富,更加富有表現力和感染力。文言文盡管不是流行的語言,但它承載著幾千年的文化遺產,也是我們今天表達思想感情不可或缺的工具,如古代詩文里的許多字句及結構都為白話文所常用,更何況我們繼承弘揚傳統需要讀經典,必須掌握文言文知識。

　　朱光潛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已成一邊倒的輿論情勢下,對文言和白話的特點及關系能做出如此理性分析,凸顯其為學實事求是,通達平正,不流時俗,獨立思考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