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學術的進退有據

　　伴隨1949年10月天安門廣場禮炮聲的轟鳴,朱光潛步入新社會。中國歷史上這一翻天覆地式的改朝換代,也給朱光潛的學術生涯和個人生活帶來滄海桑田之巨變。這不僅表現在他原來那一本本讓人傾心的著作,一夜間統統由“香花”變成“毒草”,遭到來自各方的貶責和抨擊;還因為他曾參加國民黨,擔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以及在舊社會的廣泛影響,被視為“反動文人”而一度接受北京市公安局監視性“管制”。北京大學撤銷他西語系主任的職務,還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將其定為重點批判對象,使其受到一系列嚴厲的甚至侮辱人格的批判。1953年實行新工資方案,他原是全國少數幾個“部聘”一級教授,卻意外地被降格評為七級教授,生活待遇也由此一落千丈。

　　然而,盡管個人遭際讓他倍感委屈、壓抑、惶惑乃至憂懼,但他看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新中國到處一派生機勃勃、光明燦爛的景象,看到共產黨干部帶領人民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大無畏精神,仍從內心接納和擁護新社會的到來。他誠懇接受思想改造,認真對待每次檢查,希望通過洗心革面,融入新社會,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面對當時接二連三、各式各樣的批判斗爭會,面對那怒目而視的眼神和不堪入耳的穢言惡語,他“總是神態自若,毫無沮喪表情”(朱虹《我的老師朱光潛先生》),一如菩薩低眉,老僧入定,任人指摘,恝然默對。他一邊忍受屈辱,一邊加強學習,以臥薪嘗膽的精神苦攻馬列,期望以馬克思主義清算自己過去錯誤思想,指導今后學術研究,為中國當代美學建設繼續添磚加瓦獻計出力。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朱先生頂著各種批判的槍林彈雨,以他掌握的馬克思主義為武器,一面真誠檢討和批判自己的過去,一面以過人的膽識和堅韌的毅力,維護和構建中國當代美學的學術品格,終于在中國當代學術史乃至思想史上寫下輝煌的篇章。這一點,他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學大辯論中的卓異表現,尤其引人矚目和感佩。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學大辯論,發端于《文藝報》組織的“對朱光潛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的批判”,其揭幕文章就是該刊1956年6月登載的朱先生自我批判長文《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在該文里,朱先生對新中國成立前的豐碩學術成果幾乎全盤否定,自認“我的文藝思想是從根本上錯起的,因為它完全建筑在主觀唯心論的基礎上”。他還檢討自己鼓吹“超社會、超政治、超道德”的文藝觀,與“進步的革命的文學”相對抗,是射向革命文藝的一支支“冷箭”。

　　在這種社會政治背景夾縫中展開的美學大辯論,朱光潛當然只能以當時社會所要求和規定的“話語”,對自己不惜責罵乃至丑化。可是,盡管他在政治上對自己的批判十分嚴酷,以至認為主觀唯心論的文藝觀是“反社會”、“反人民”的,但涉及到核心學術觀點卻堅守立場,并不輕易后退和讓步。他在《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里明確說:

　　關于美的問題,我看到從前人的在心在物的兩派答案,以及克羅齊把美和直覺、表現、藝術都等同起來,在邏輯上都各有些困難,于是又玩弄調和折中的老把戲,給了這樣的答案:“美不僅在物,亦不僅在心,它在心與物的關系上面。”如果話到此為止,我至今對美還是這樣想,還是認為要解決美的問題,必須達到主觀與客觀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