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方史學研究的理論批判力亟待提高

　　我們的西方史學研究往往有這樣的預設，那就是西方史學是先進的、我們的史學是落后的，西方史學是現代的、我們的史學是傳統的，因此全面引介西方史學思想和方法是中國史學走向現代化、走向國際的必由之路。在這種預設的指導下，我們失去了對西方史學思想的批判力，不論是精華還是糟粕，我們都一概介紹和吸納，一概肯定和接受。一些在西方史學界已經受到批判甚至失去影響力的史學思潮和流派，在我國史學界卻被炒得一片火熱，似乎這種史學思潮和流派在國外也是熱得不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后現代史學。早在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邀請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歷史學教授艾愷來作學術報告，他一上來就說“我是來打鬼的”，如果你們認為后現代史學在美國史學界是流行的思潮或流派，那你們就大錯特錯了，在美國大學的歷史學系你能舉出幾位后現代史學者？

　　就基本已在西方史學界失去影響力卻在國內史學界被熱炒的后現代史學而言，我們是缺乏批判力的。就國內的后現代史學研究而言，有三點需要我們關注：其一，國內清一色地在介紹后現代史學的作品和贊成后現代史學的作品，對西方大量批判后現代史學的作品卻做了有意的屏蔽，這是不公正的；其二，后現代史學從20世紀90年代被介紹到國內，已經歷了不短的時間，目前還未見以其為指導寫出的歷史作品，這說明后現代史學并不是歷史研究可行的指導理論；其三，后現代主義反對宏大敘事尤其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史學界熱炒后現代史學，后果是嚴重的。

　　正因為我們剖析西方史學思想的理論能力不足，導致我們站不到相比西方史學家更高的理論高度對他們的研究做出批判性的評價，所以我們只能隨西方史學起舞，我們還如何能夠寫出中國自己的史學、講好中國自己的歷史？

　　對西方史學研究背后隱藏的意識形態的分辨力亟待提高

　　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背后都隱藏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西方史學也不例外。這是我們在做西方史學研究時必須時刻予以警惕的。但由于我們長期缺乏這方面的意識和警惕性，因此對那些隱含的意識形態判斷對中國史學甚至對中國現實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我們喪失了分辨能力。像對一些時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我們往往因為它們是西方“新”史學思潮就欣欣然地接受。但當它們背后隱藏的意識形態意圖被揭露的時候，我們會大吃一驚，后悔不迭。

　　像目前西方史學界流行的帝國研究，它不僅把近代進行殖民擴張的國家說成是帝國，而且把古代疆域遼闊的多民族國家都說成是帝國。我們的一些史學工作者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也稱秦朝、漢朝、清朝等為帝國。但接下來，西方學者說出了他們隱藏的話，帝國是殖民擴張的結果，被殖民的民族應該進行反抗，建立本民族的政權，暗諷中國、中華民族是“殖民擴張”的產物，應該允許被“殖民”的民族實行民族自治甚至獨立。例如，英國學者約翰·達爾文的《全球帝國史：帖木兒之后帝國的興與衰（1400—2000）》將當代中國描述為帝國，卻被英國媒體評為暢銷歷史巨著，被授予2007年沃爾夫森歷史獎（該獎項已成為卓越歷史著作的同義詞）。如果我們對西方史學研究隱藏的意識形態有所警惕的話，就不會輕易地接受那些背后隱藏著對中國史學和現實發展不利的理論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