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政府職能轉變還有價值路徑選擇。有學者積極以價值定位引導政府職能定位，明確指出，包括政府職能轉變在內的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就是要通過價值因素的引入和政府的道德化來實現對現代官僚制的超越�！保�29］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國家治理價值目標的實質就是要把握好公共性與效率的平衡”，這一價值目標，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價值定位路徑；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蘊含的價值取向和價值目標追求，則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價值支柱和軌道。如果缺乏自信，“甚至連管理也會出現不到位、不作為、亂作為的問題”。［30］

　　進入新時期以來，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根據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戰略，確定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強調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保�31］由此確定法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方式，國家治理法治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包括政府職能轉變在內的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從本質上講，以法治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路徑，就是以法定契約性公共規則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路徑。如前所述，政府職能轉變本質上是政府職權與職事的轉變，因此，沿著法治路徑轉變政府職能，實際上是把政府職權與職事納入法治的軌道，以法定契約規則的方式轉變、確定和運行政府職能，因此，政府職能的法治性轉變，并非簡單的制度性變革，而是政府職能的法治化變革，是政府職能與權責法定有機結合的變革。

　　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決定》的精神，轉變政府職能的法治路徑，既體現為轉變政府職能的目標規定和法治思維，又體現為轉變政府職能的法治操作和法律實施：

　　第一，基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轉變政府職能。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總目標，清楚確定了政府職能轉變的法治方位和方式，顯示政府職能轉變既是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內容，也是建設法治國家法治社會的構成部分；既依循政府依法行政的方向規定，更遵循中國共產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和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要求。轉變政府職能的法治路徑既衍生又遵從這一總體目標的要求。

　　第二，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轉變政府職能。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政府職能轉變。這就是說，轉變政府職能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深刻掌握立法與改革的辯證關系，使得立法與改革決策相銜接。首先，轉變政府職能的重大改革必須于法有據。其次，本著立法主動適應改革發展需要的精神，在研究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時，要同步考慮涉及的立法問題，及時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議。再次，轉變政府職能的舉措在實踐中得以證明行之有效的，應該及時上升為法律。而實踐條件還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試的，應該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權。最后，對不適應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規，要及時修改和廢止。［32］

　　第三，遵循依憲治國的原則轉變政府職能。我國政府職能中，有若干重要的涉憲內容，比如，政府職能必須貫徹人民主權的原則；比如，政府職權源自人民代表大會，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比如，政府職能及其制度和機構配置必須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比如，政府職能必須貫徹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如此等等。轉變政府職能，必須切實貫徹和遵循憲法的相關規定和立法精神，按照依憲治國原則轉變政府職能。

　　第四，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以法治路徑轉變政府職能，集中體現為政府職能法治化，以法律規范政府職能的內容和履職行為。在規范政府職能的內容方面，集中體現為推進各級政府事權規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層級政府特別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法律制度。在規范政府職能的履職方式方面，集中體現為“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責任清單制度，把權由法定、責依法定、事隨法定的原則落到實處，并且禁止政府機關法外自設自授職權，由此克服其亂作為和不作為現象。同時，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最大限度地把行政職權關進制度的籠子。

　　第五，依法界定和確立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以法律界定政府的經濟和社會職能，對于市場和社會主體來說，集中體現為法無禁止皆可為，據此法理原則，政府對于市場和社會主體行為實施管理的“負面清單”制度，藉此，以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的法定聯系，一體兩面地塑造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新型法律關系，既以法律明確劃清和確定政府職權和職事的范圍和內容邊界，又以法律保障公民的權利，“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