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政治學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

　　按照不同的屬性，政治學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礎研究以探討政治現象的本質、研究政治價值、積累或創造政治知識和開拓政治研究的新領域為宗旨，通過對政治現象因果關系的研究，揭示政治現象的定理、通則和發展規律。應用研究是針對特定的現實政治問題，探索或者創造新的知識或者方法，為解決問題和完成任務提供理論依據、實際途徑和可行方法的研究。

　　由此可見，政治學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是不同類型和不同性質的研究。就其研究對象來看，基礎研究實際是對于政治現象的一般性及其本質聯系的研究，而應用研究則是對于具體政治現象的特殊性的研究。就其研究內容看，基礎研究是關于政治現象本質因果聯系的發現和闡明，應用研究則是關于問題與對策因果聯系的分析和論證。就其研究目標看，基礎研究是為了提高政治認識，增進政治知識，分辨政治價值，揭示政治現象本質及其規律，并且開辟政治研究領域，而應用研究則是為了分析、把握和解決現實特定問題。就其成果形式來看，基礎研究通常凝結為關于政治現象的定理、通則或規律，而應用研究則體現為解決具體問題的理據、對策、方法或方案。

　　另一方面，政治學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又是相互聯系、辯證統一的�；�礎研究可以為應用研究提供理論依據、知識基礎、觀察視角、分析工具和一般定理，可以在研究領域和知識體系范圍內確定應用研究的問題方位，從而在宏觀和一般規律的意義上透視問題、剖析問題和把握問題，可以檢測應用對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而基礎研究的重大突破，可以引發應用研究的重大變革。應用研究實際上可以看作是關于基礎研究的發展研究，是把基礎研究發展為實際運用形式，把基礎研究的知識、理論和方法運用于具體問題及其解決的研究活動。應用研究可以確定基礎研究的可能用途、作用范圍和實際效用，可以為基礎研究提供現實論據，可以豐富基礎研究的素材，擴大基礎研究的視野，增加基礎研究的途徑和方法。因此，離開基礎研究的應用研究，是缺乏對于事物本質性和規律性的把握、缺乏理論認知和科學方法、缺乏深刻性、科學性和合理性的研究。離開應用研究的基礎研究，則會演習變為缺乏現實論據和適切性的空洞的抽象研究，缺乏現實意義和價值的虛假命題、思維訓練和經院哲學。

　　我國政治學發展的歷史表明，政治學是基礎性和理論性、現實性和應用性兼備的學科，因此，在學術發展中，政治學的學術研究需要通過科研體制和機制、學科劃分和整合、資源配置和運用、研究分工和合作，同時兼顧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正確處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辯證關系，通過強化基礎研究來深化應用研究，通過推進應用研究來豐富基礎研究，實現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有效結合和良性互動，在兩者的共同發展中提高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性和應用性。“在重視政治學應用研究或對策研究的同時，必須重視基礎研究。這個問題目前在許多學科中都存在。但由于政治學恢復后發展的歷史較短，基礎研究尤其薄弱，因此加強基礎研究顯得更加重要�！�…發展應用研究并不意味著非得以犧牲基礎研究為代價。任何一個學科，沒有深厚的基礎研究的支撐，應用研究是不可能取得豐碩而且先進的成果的，應用研究的發展也是不能持久的。”29就目前來看，政治學尤其應該加強定向型基礎研究，作為溝通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橋梁。

　　九、政治學研究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關系

　　我國的政治學是為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服務的，是在中國國情、政情和文化基礎上形成、建設和發展的。獨立自主地發展自己的學術研究，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學學科，重點研究中國的政治發展、國家治理、政府管理和政治文明建設問題，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是黨和人民賦予政治學者的歷史使命，為此，政治學的研究必須具有中國特色，政治學的學術發展面臨本土化的任務。

　　另一方面，“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茖W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30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背景下，政治學尤其需要清楚認識和把握他國政治狀況尤其是西方國家政治狀況，了解國外尤其是西方國家政治學發展狀況，在國際學術交流和溝通中淘汰、揚棄和屏蔽國外政治學理論的糟粕，吸收其有益內容和方法，推廣和傳播政治學的優秀研究成就，建設國際一流的政治學學科。因此，我國政治學的學術發展又面臨著國際化的要求。

　　我國政治學發展的本土化與國際化，構成了當代國內外政治和學術格局下我國政治學學術研究及其發展中的特有關系，成為建設中國特色而又具有國際水平的政治學科的關鍵關系。從我國政治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政治學研究發展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關系具有相對復雜性，需要清楚認識和正確把握。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政治學研究發展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關系，并非政治學研究中特殊具體性與一般普遍性之間的關系，因為無論在政治還是政治學的意義上，都不存在標準的國際化的政治學，在多極化政治的世界格局中，在主導思想、文化特質、核心價值和發展歷程迥然相異的不同政治實體之間，在思想理論、研究前提、價值本位、根本立場和功能效用相去甚遠的政治學科和學術體系之間，現實存在的只是各個不同的國家或者各種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政治學。比如，“西方政治學說作為歐美發達國家民主政治發展過程、成果和規律的反映，只是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一個部分和一個階段，并不是世界政治文明的全部，更不是唯一�！�31既然如此，所謂政治學研究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關系問題，本質上并非政治學的中國特色與國際標準之間的關系問題，而只是中國的政治學研究特色與其他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學研究相互影響和借鑒的問題。

　　其次，政治學研究的本土化與國際化之間具有相互矛盾和排斥的一面。在不同的政治國家或者文化背景基礎上生成的政治學，在學術性質、研究前提、研究內容、價值取向、根本立場和功能效用等方面具有相互的差異性甚至對立性，無視這些差異、矛盾和對立性，無視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異，把特定國家或者社會的政治模式理解為國際標準模式，把特定國家和社會的政治制度看作是萬國示范制度，把特定國家和社會的政治學看作是世界標準政治學，實際上曲解了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本質內容。32比如，在我國的公共政策研究中，“西方理論和方法的引入和借鑒也一直存在著兩個主要方面的問題。其一，對西方的理論和方法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不能及時地吸收和消化國外的研究成果，對其學科體系的了解支離破碎，理論方法的借鑒往往弄巧成拙。其二，盲目地相信西方理論方法的科學性和普遍適用性，缺乏對中國本土政策問題的深入研究，簡單套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來分析中國的政策問題，使中國政策科學和分析缺乏自己應有的獨創性，不能夠真正解釋和解決中國的實際政策問題�！�33

　　第三，政治學研究的本土化與國際化之間又具有相互聯系和相互促進的一面。他國政治學的特定范疇概念和研究方法，經過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的改造，可以為我所用；他國政治學的知識內容，經過科學的分析、批判、揚棄，可以為我吸收；他國政府管理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經過比較分析驗證，可以為我借鑒。

　　因此，政治學研究的本土化，可以通過國際化的途徑推進和強化。在這其中，必須清醒認識到，政治學的本土化需要具備國際學術視野，準確認識和了解外國政治學的理論、知識和方法；需要具備科學理論和方法，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對其進行分析、鑒別、揚棄和吸收；尤其必須具備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以中國人民的政治實踐對于這些理論、知識和方法進行檢驗、驗證和適用性評估，以中國人民的政治實踐作為這些理論、知識和方法本土化的唯一標準。與此同時，政治學的國際化，只有通過本土化才能得到實現。在這其中，需要清楚認識到，在政治學研究中，只有民族的，才是國際的；只有形成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政治學研究成果，才有資格和可能實現國際化，獨立躋身于國際社會科學學科之林。因此，只有深入研究本國政治，科學構建政治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形成合乎我國國情、政情、文化特質和政治發展規律而又具有高度解釋力和科學性的中國政治學，才能提高我國政治學研究的國際地位，才能成為國際一流的學科，才能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應研究產生強大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才能促進國際化的發展和提升。因此，當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國際聯系日益加強之際，特別“要擴大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國際交流，注意引進國外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研究方法、管理經驗。把我國優秀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推向世界是哲學社會科學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34

　　第四，在我國政治學研究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關系方面，應該防止學術發展中出現的傾向性問題。一方面，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研究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維護和實現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場。因此，必須防止不加分析、簡單搬用他國學術成果，通過變換文字、簡單整理綜合來構建所謂中國的政治學理論、知識和成果。反對機械套用他國相應學科的概念、方法、模型和理論，剪裁中國政治實際的所謂學術研究甚至學術炒作。尤其反對無視中國國情、政情，對于西方政治學價值取向、制度主張和思想理論的盲目崇拜、迷信和鼓吹。另一方面，需要防止對于他國學術研究簡單、教條的理解。防止簡單盲目地以貼標簽、扣帽子的方式評價和排斥他國學術成果。防止對于本國學術研究的閉關自守的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態度。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作為思想意識的政治學學術研究的本土化與國際化，最終只有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實踐，統一于在這一實踐基礎上深入研究和科學建構的學科體系、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方法體系。如同有的政治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許多學者主張在研究中將來自西方的理論體系‘本土化’�！�本土化’研究強調以中國的本土特色來應用和修正西方的理論體系，這是必要的。但中國的政治學學者更應從中國的現實問題出發，創建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作者：王浦劬，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

　　來源：《政治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