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儒學”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綱領

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風波之后不久，臺灣《鵝湖》月刊分兩期連載了大陸學者蔣慶寫的三萬五千字長文《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①］。翌年春天，我在一次談話中曾提及這篇文章，以它為例說明：在今天，“‘儒學復興’說決不只是為傳統文化唱幾聲贊歌而已，它是針對中國今天的現實提出來的一種理論。國內外都有人借東亞‘四小龍’經濟成功的例子，或明或暗地鼓吹中國應走‘儒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向我們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挑戰。我們對現代新儒學的研究，不能回避這些尖銳的現實問題”［②］。臺灣學者李明輝先生在《中國大陸關于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背景、成果與評價》一文中專門引出了我的這段談話，認為它“毫不掩飾地”表露了大陸學者搞意識形態斗爭的動機［③］。后來我在《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諸位批評者》一文中對其作了回應，指出：“看過蔣慶文章的人都會明白，到底是誰在挑起這場意識形態的斗爭。事實上我在那次談話中也只是‘點到’而已，旨在引起人們的注意。蔣慶的文章已經問世三年多了，大陸學者沒有發表過一篇正面同他討論、交鋒的文章，直到最近李宗桂在《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一書中才對其有所辯駁。大陸學者到底是意識形態性太強還是太弱，倒真是一個值得我們自己反省的問題。”［④］說這話后又過去了四年時間，至今在大陸報刊上仍未見過一篇專門評論蔣慶“復興儒學”綱領的文章，說明它并未引起大陸學術界的真正重視。

今天我為什么要重提七年前一位大陸學者發表在海峽對岸的這篇文章？主要是有感于當今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在“文化保守主義話語”盛行的氛圍下，“復興儒學”的思潮大有滋長蔓延之勢，而一些人對“復興儒學”與我們黨倡導的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是什么關系，二者有何區別，認識得并不清楚，甚至有人誤以為“復興儒學”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必要條件。蔣慶的文章可以幫助我們看清這種思想主張的實質，了解在中國大陸“復興儒學”到底意味著什么，明乎此，一些對中國傳統文化懷有好感而并非自覺地跟著這種思潮跑的人可能就會頭腦清醒一些了。在文化研究中，包括在儒學和現代新儒學研究中，一些同志自覺或不自覺地淡化意識形態，看了蔣慶的文章后就會明白，主張復興儒學的人絕不是淡化而是在極力強化意識形態，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采取主動進攻的姿態，同時也充分暴露了其思想主張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性。蔣慶的文章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楚文化研究與討論和意識形態斗爭到底是什么關系。

蔣慶文章發表之時，中國思想文化界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此前“復興儒學”作為８０年代文化討論中的一派觀點，其倡導者主要是港臺、海外的新儒家學者，它在大陸學界雖然也引起了一些人思想上的共鳴，但在文化討論中并未成為主流話語，在大陸學者中也沒有出現自稱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進入９０年代以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文化保守主義”作為８０年代激進反傳統的對立面而出現并逐漸擴大自己的影響，在中國大陸已經出現了公開標舉現代新儒學旗幟的“大陸新儒家”［⑤］，各種各樣的“復興儒學”的觀點紛紛發表出來。有人公開主張要用儒家的“天人合一”哲學、“仇必和而解”的調和哲學、“兩端執中”的中庸哲學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它被歪曲成為只講斗爭不講同一的“斗爭哲學”）；有人認為“以仁為體，以和為用”的儒家思想是東亞國家和地區實現現代化的主要思想資源，因此也可以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思想基礎和“動力源”；有人全盤肯定儒家倫理道德，認為它不是在個別方面，而是整個說來“在今天仍有用處”，主張以儒家倫理為基礎，來重建今日中國的道德規范體系。有的大陸學者無條件地全面認同港臺新儒學，主張讓港臺新儒學“反哺”大陸，以實現儒學“返鄉復位”的目的；有的學者則呼喚在大陸形成“有異于港臺地區的新儒家群體”，并認定“大陸新儒家的出現為勢所必然”；還有個別學者提出了建立“馬克思主義新儒學”或“社會主義新儒學”的構想。發表上述觀點的學者的立場、感情、態度可能很不一樣，但有一共同趨向，即高度評價儒學的現代意義和價值，認為它能夠解決中國現代化的精神動力和指導思想問題，有人甚至樂觀地估計２１世紀將是“儒學的世紀”。如果真是這樣，在中國大陸“復興儒學”即將或將會成為現實，那么蔣慶在９０年代前夕發表的“復興儒學”的綱領就將成為一篇重要的“歷史性文獻”，誰也不能忽略它的重要意義；如果歷史的實踐恰是朝著相反的方向走去，證明他的觀點是錯誤的和完全不現實的，那么我們也可以從中總結、吸取經驗教訓，以便更準確地認識中國的國情（包括儒學的本質和功能），明確今后的文化方向。總之，我認為對蔣文給予必要的重視，有助于我們認清當今中國的一些重要的思想文化現象。

《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一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論證“中國大陸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復興儒學的問題”，是講現實意義和重要性；第二部分分析“中國大陸當前復興儒學的可能性問題”，是講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條件；第三部分進一步說明在中國大陸復興儒學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從六個方面分別論述了復興儒學與中國大陸的“馬列主義問題”、“虛無主義問題”、“道德淪喪問題”、“民主政治問題”、“經濟發展問題”、“教育危機問題”的關系，說明儒學能夠回應、對治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據和現實途徑。從文章的綱目可以看出，這篇三萬余言的長文實際上是新儒家在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綱領，難怪有人把它和１９５８年在香港發表的“港臺新儒家宣言”［⑥］略相對應，稱之為“大陸新儒家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