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院院長兼學報主編方克立教授應日本文部省大學共同利用機關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邀請，于１９９６年２月至５月任該中心客座教授。本文是５月１７日作者在日本舉辦的“中國哲學研究的現狀及對２１世紀的展望”研討會上的發言。

中國哲學源遠流長，內容豐厚。中國歷史上各個時代的思想家們都注意對那個時代的思想進行系統的總結研究，作批判性的評述，如《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對先秦哲學所作的總結性研究，《四朝學案》（《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國朝學案小識》）對宋明理學所作的總結性研究，這些都可以說是廣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也就是說，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早就有了，但在近代以前，它和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史還分不開界線，因為上述著作都還不是近代意義上的哲學史著作。

中國是在受到西方的影響之后，才明確哲學研究的對象是關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最一般的規律，也就是中國古人講的關于“性與天道”的學問。哲學研究的問題涉及到真、善、美的各個領域，包括形上學、認識論、歷史哲學、倫理學、美學、邏輯學等領域。于是有人開始參照西方哲學的問題和研究范圍，來整理中國傳統哲學資料，哪些屬宇宙觀、形上學問題，哪些是認識論問題，分門別類，形成幾大塊，并尋繹出一個思想發展的線索來，建立所謂近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史學科。這種工作實際上是日本學者最先開始做的，中國到本世紀才有人講西方學術觀念和方法來系統地研究中國哲學史，而且早期的研究受日本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的影響比較大。

中國較早受到西方影響進行學術思想史研究的是梁啟超和章太炎。梁啟超學識淵博，他寫過很多中國學術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論著，但都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史。他寫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曾經對胡適有過影響，但是他關于中國學術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又都出版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后，顯然又受到過胡適的影響。

章太炎的《國故論衡》、《飧書》等著作中，有許多文章是研究中國哲學的，他對中國傳統哲學理解的深度要超過梁啟超。

蔡元培在清末宣統年間寫的《中國倫理學史》一書，雖然是講倫理學史，但與中國哲學史的關系也比較密切。

中國近代的這些思想先驅，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等人，都曾留學日本，受到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的影響，他們對西方哲學的了解大都是通過日文著作或西方哲學著作的日譯本，當然也有他們根據中國救亡圖存的需要所作出的獨特理解，以及他們個人的一些研究心得。

中國學者用近代學術觀念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第一人應該說是胡適。他留學美國，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主要考察了中國古代的哲學方法，回國后在此基礎上寫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１９１９年商務出版。這本書的價值，蔡元培在為它寫的“序”中作了比較公允的評價，肯定它四點：①證明的方法；②扼要的手段；③平等的眼光；④系統的研究。其中第三點“平等的眼光”最重要，肯定它突破了中國封建時代定儒學為一尊的傳統觀念，對孔、老、墨平等看待，把他們都看作是古代哲學家，都肯定其長處，批評其缺失。這是封建時代的學術史著作做不到的。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開創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個新時代。

胡適以后，用近代觀念和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第二個影響最大的人物是馮友蘭。馮友蘭先在北大學中國哲學，后留學美國，接受了西方的新實在論哲學。他的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列出中國和西方的各種人生哲學加以比較，但偏重講倫理學，還不能算是哲學史著作。馮回國后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中國哲學史，講稿形成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分別于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３４年出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出了上冊，寫到先秦為止，他終其生也沒有把下冊寫出來。馮友蘭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是全的，是通史，這是它的優勝處。馮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由美國人卜德譯成英文出版，至今仍是在西方影響最大的一部中國哲學史著作。我注意到吾妻重二教授最近出版了該書的第二個日譯本，第一個譯本早在１９４２年就已出版。在日本，馮的《中國哲學史》似乎沒有產生在英文世界那樣大的影響。

在舊中國，還出版過一些中國學者寫的其他中國哲學史著作，如鐘泰的《中國哲學史》、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等，但這些著作都不如胡適、馮友蘭的書影響大。

解放前也出版過一些中國哲學史方面的專史和斷代史著作，如在中國佛教史方面，有蔣維喬和黃懺華的著作。蔣書主要是根據日本學者境野黃洋的《支那佛教史講話》編寫的，黃書則是根據宇井伯壽的《支那佛教史》小冊子編譯而成的，都談不上有多少自己的研究心得。解放前中國學者寫的最有價值的佛教史著作是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也曾留學美國，哈佛出身，他不僅懂西方哲學，而且學過梵文和巴利文，寫過《印度哲學史略》一書。另外，中國老一輩著名學者陳寅恪、陳垣都在佛教史研究方面頗有成就。他們研究工作的特點是對宗教不是抱信仰態度，而是把它作為一個認識對象來進行學術史的研究，并且都在考證方面下了很深、很專門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