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２０世紀后半個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我們還必須提到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書他寫了３０年，前后思想有一些變化，但在去世前終于把七卷本都寫出來了。馮先生解放后放棄了過去的唯心主義哲學觀點，表示愿意接受馬克思主義，主觀上也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唯心主義的“根”并不那么容易完全清除掉，所以不時還要表現出來，于是不斷地受批判和作自我批判。他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緒論”時，基本上還是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道理；到他寫到該書最后兩卷時，中國社會上懷疑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有所發展，他又寫進了一些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例如他在該書的“結語”中說，中國傳統哲學是“仇必和而解”（張載語），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則是“仇必仇到底”，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等同于所謂“斗爭哲學”。他的結論是人類歷史的趨勢必然是以調和哲學來取代斗爭哲學，這就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馮先生這個人比較復雜，我們對《新編》的評價還是要看全書，全面衡論其價值。從３０年代的《中國哲學史》兩卷本，到８０年代的《新編》七卷本，可以看到馮先生思想發展演變的過程，也從一個方面反映出整個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概況。

近十余年在中國思想史方面的通史、通論性著作中，比較有影響的還有李澤厚的三個“思想史論”，即《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和《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作者確實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對于中國哲學史學科從過去３０年的困境中走出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的思想史研究政治性太強，講歷史問題往往是針對現實政治而發的，學術上并不十分嚴謹，所以人們對他的看法分歧很大。他最近提出要“告別革命”，認為辛亥革命和１９４９年的革命都搞錯了，中國不應該走革命道路而應該走改良道路，又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特別是近現代史學界的一場大討論。從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的建設發展來看，對李澤厚的三個“史論”不能評價太高。他可以說是一個現代思想家而主要不是哲學史家。

解放后，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來，中國哲學專史、斷代史、哲學家個案研究、專書研究、比較研究等方面都有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問世，發表文章、出版著作的數量相當大。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幾乎所有重要哲學家都被作為研究對象，有專門的研究論文和著作出版。有些過去鮮為人知的思想家也被發掘出來。在斷代哲學研究方面，先秦哲學始終是研究重點，孔孟儒家、老莊道家和《周易》的研究成果最多。過去由于判定宋明理學是唯心論，不被學術界重視，漢代哲學也是研究比較薄弱的一個領域，８０年代都召開過專門的學術討論會予以推動，以后陸續出版了一批有關研究成果，如侯外廬等主編的《宋明理學史》、石訓等著的《中國宋代哲學》，還有張立文、陳來、蒙培元、賈順先等人關于宋明理學的著作；漢代哲學方面也先后出版了金春峰、于首奎、祝瑞開、周桂鈿等人的研究專著。過去由于中國近現代哲學史涉及到一些敏感的現實政治問題，學者們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在哲學史研究中表現出“厚古薄今”的傾向。８０年代以來，中國近現代哲學史研究也得到了加強，出版了多種研究專著和教材，而且今天年青一代學者的研究興趣更多地是在近現代。最近十年來現代新儒學研究的開展和人們對它的重視，也對扭轉“厚古薄今”的學術取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中國哲學專史研究方面涉及的范圍很廣，包括中國唯物論史、中國辯證法史、中國認識論史、中國哲學范疇史、中國哲學問題史、中國人性論史、中國倫理學史、中國美學史、中國邏輯史、中國科學思想史、中國無神論史、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中國易學史、中國儒學史、中國道家思想史、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史，等等。其中有些是集體研究的成果，有些是作者下了多年功夫的精心結撰之作。如朱伯昆先生的四卷本《易學哲學史》，在推動對《周易》哲學的科學研究方面就起了重要作用。朱先生是學者，不是靠《周易》來混飯吃的時髦易學家，所以他的這部著作在當今中國數百種易學書籍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受到很高的學術評價；朱先生也因此而成為當今中國易學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美芝靈國際易學院院長、《國際易學研究》雜志主編）。在中國哲學專史著作中，張岱年主編的《中國唯物論史》、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史》、牙含章、王友三主編的《中國無神論史》、朱貽庭主編的《中國倫理思想史》、夏甄陶的《中國認識論史》等，都有較高學術價值。此外，這十多年中國哲學史方面的大型資料書和工具書，各種資料選輯、論著索引、辭典、年鑒、大事記等也出版了不少，頗便學術信息交流和后來者的學習與研究。我們只要翻閱一下８０年代以來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和論文索引，就可以看到這個學科近十余年來確實是處在一個全面發展和繁榮的時期。

這種局面的出現與中國８０年代以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改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是分不開的。政策寬松了，思想禁區破除了，學術就能發展和繁榮。這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和科技、教育的整個大形勢均呈發展勢頭，這是中國哲學史學科能夠繁榮和發展的前提；而且經濟快速發展振奮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奮發昂揚也是研究傳統思想文化的學科得以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