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解放前，已有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開始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及其思想文化，包括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是中國學者最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和清理古代思想的一部著作。接著范文瀾、侯外廬、杜國庠、呂振羽等學者都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歷史和思想史方面作出了貢獻，而對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貢獻最大的，是侯外廬、杜國庠、趙紀彬等人合著的《中國思想通史》一書。該書前三卷和后來作為第五卷出版的侯著《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都寫于解放前，名曰“中國思想史”，內容就不僅是中國哲學史。作者在“序”中說，這部書是綜合了哲學思想、邏輯思想、社會思想在一起編寫的，而實際上它還是以哲學思想為基本線索和論述的重點。該書不僅觀點不同于封建正統派和資產階級學者寫的中國哲學史，而且研究范圍寬廣，論述內容系統全面，引據資料翔實豐富，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它的一大貢獻是挖掘出了許多長期被埋沒的唯物主義無神家思想家的資料，大大豐富了中國哲學史的內容。該書對解放后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影響比較大。

１９４９年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基本上是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指導下開展的，舊的封建正統派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哲學史觀都遭到了批判，馮友蘭等老一輩學者紛紛放棄唯心主義哲學立場接受馬克思主義。解放后從事中國哲學史教學和研究的專業人數有較大增加，研究成果也相當多，應該肯定２０世紀后半個世紀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還是比較快的，成績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種種學術的和非學術的原因，在８０年代以前，中國大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也受到了很多干擾，沒有取得本來應該有的更大的進展。這主要是政治的干擾，最典型的是文革時期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那個時期雖然也在“學一點中國哲學史”的名義下發表了大量文章，但是完全談不上真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另外就是把學術思想批判混同于或上升為政治批判，如１９５７年劃的“右派分子”，有的就是只發表過一些不同的學術見解而被戴上了帽子。５０年代末還有人提出了“反對哲學史工作中的修正主義”的口號，這就完全混淆了學術和政治的界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僵化教條理解，把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變成絕對公式，來給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定性，也對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帶來很大的消極影響。當時討論的問題不外是老子哲學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朱熹哲學是理一元論還是理氣二元論，……不是重在總結哲學理論思維的發展規律和經驗教訓，而是把唯物和唯心的定性本身當作價值判斷，唯物主義就表彰，唯心主義就批判和否定。這當然不利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深入和學科的健康發展。對于這一段前進道路上的曲折和經驗教訓，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以后，許多學者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認真的總結，后十多年情況有很大的改變。在方法論上雖然還是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是克服了過去那種簡單化的做法，突破了教條主義設置的一些思想禁區，促進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繁榮。最近１５年可以說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哲學史研究蓬勃發展的一個最好的時期。

應該肯定，后半個世紀中國哲學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就中國大陸來說，主要還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取得的。前面講到侯外廬等人合著的《中國思想通史》，它的篇幅最大的第四卷（唐宋元明清部分），是到解放后才寫作和出版的。他們的科研集體中后來又吸收了一批新中國培養的中青年學者參加，繼《中國思想通史》五卷本之后，又出版了《宋明理學史》兩卷本，以及其他一些通俗的或專門的、資料性的或研究性的著作。這個科研集體被稱為“侯外廬學派”，是本世紀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之一。

現代中國的中國哲學研究的幾個重鎮、幾個大家，張岱年、任繼愈、馮契等學者，都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學術立場的。張岱年受其長兄張申府（崧年）的影響，在青年時代就接受了辯證唯物論哲學，解放后雖然一度政治上受委曲，但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他特別注意研究中國的唯物主義思想史，尤其推崇王船山的學問和人格。他還注意研究中國哲學史上的基本概念、范疇，解放前寫了《中國哲學大綱》一書，解放后也大力推動對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他提出的“綜合創新”的文化觀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認同，代表了當今中國正確的文化研究方向。國家教委組織編寫的《中國文化概論》教材就是以這種觀點為主導，來對大學生進行歷史文化知識的教育。

任繼愈是湯用彤的學生，他的學術專長是中國佛教史，寫作和主編過多種中國佛教史著作，他主持編輯出版的《中華大藏經》是一項嘉惠后世的浩大的學術工程。在中國哲學史研究和教學方面，任繼愈在６０年代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教材，“文革”前一直被各大學采用，影響了一代后起的中國哲學史專業工作者。文革后任先生又主持編寫了多卷本《中國哲學發展史》，現已出版四卷。任先生現在是中國哲學史學會的會長，張先生是前會長，現在的名譽會長。

去年春天去世的馮契先生也在中國學術界有很高的聲望。他寫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兩部書，貫徹了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理論和方法，理論分析深刻透辟，邏輯上圓融一貫，文筆簡潔流暢，受到中外學術界的普遍好評。馮契有他獨創的“轉識成智”的智慧學說，他的三本哲學理論著作（“智慧學三篇”）就是專門論述這一學說；而他的兩本哲學史著作又是和“智慧學三篇”互相貫通的，體現了他的“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的觀點。讀他的書確實可以看出大家氣慨。

中國各大學、研究所近十余年來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教材多達數十種，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可以提到肖＠①父、李錦全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該書是繼任繼愈主編的四卷本后，８０年代為各高校較為普遍采用的一種教材。它在哲學史觀上和馮契比較接近，重視哲學思想的邏輯發展，強調邏輯與歷史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