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信仰觀和實用觀

謝文認為，“中國人由于具有對形而上學本體的感悟，也就是形而上學的信心，并堅信其真實性和正確性；加之又是以實踐為其生活的最終目的，所以并不需要到上帝那里尋找精神安慰，而只要把自己所具有的形而上學的信心付諸活的實踐中便可以了”。他認為，“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的好處，如可使人變得虔誠和感恩；而實用也有實用的弊端，如能使人變得功利和善于投機。可是，俗話說，甘蔗沒有兩頭甜，對任何事都不能求全責備，對信仰亦是如此”。這里幾乎就是直接承認了我所說的，中國人沒有真正的信仰。至于如何評價，那當然是另一回事，要看現(xiàn)實生活的需要。

謝文正確地指出，“鄧教授還殘留了中國人的痕跡”。例如，我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并且懷著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政治實用情懷。但他反問道：“既然如此，那鄧教授為什么還反感中國人的這兩個特點呢？這是不是說，鄧教授對自己身上的這兩點也十分反感呢？”問得好！謝博士是讀過我的《新批判主義》的，他應該在讀第一篇文章（即“序”）《繼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義宣言》時就知道了這段文字：

新批判主義除了繼承“五四”批判精神之外，還特別突出了以魯迅為主要代表的自我懺悔精神，這種精神其實是“五四”批判精神的內化和進一步深化。歷來人們容易忽視的是，魯迅的反傳統(tǒng)首先是針對著自己，是對自己身上傳統(tǒng)毒素的無情的拷問、自我批判。(13)我對自己的自我懺悔和自我反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在無神論方面，我試圖建立一種無神論的真信仰，來彌補傳統(tǒng)無神論沒有信仰的不足；在政治實用主義方面，我力圖在理論上從中國人性最深處探討人的自由意志和法權問題，為中國未來建立一種富含道義根據(jù)而不再僅僅著眼于實用效果的政治體制提供理論基礎。這兩點都需要對自己日常所遵循的人生指南甚至生活常規(guī)作深刻的批判。當然，在現(xiàn)有社會環(huán)境下，要完全改變是不可能的，但至少要努力突圍。我從來沒有說過我所批判的東西都是別人的毛病，自己身上干干凈凈。魯迅說過，在一大堆蛆蟲中有一只特立獨行的蛆蟲喊出來：“我是蛆蟲！”這就很了不起。

而這種對于真善美的精神層次的真信仰，當然也只是我的一個追求目標。我承認：“就目前而言，它只是在知識分子里面的一種設想，你要廣大老百姓每天在賺自己的口糧的時候，還要相信什么真善美，那都是空談。”但謝文在引述我這段話時把“就目前而言”這個限定語刪掉了，結果就成了這樣，仿佛我承認我的設想僅僅只是為知識分子設想的，并未為老百姓設想。于是謝博士質問我：“那你又為什么指責以往的圣人及士大夫與老百姓沒有‘精神上的溝通’呢？如果鄧教授真的那么關心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那你為什么不為他們設計一種信仰呢？可見，鄧教授對以往圣人及士大夫的指責是毫無道理的。”然而，我說得十分清楚，就是我的這種設想雖然“目前”只可能為某些知識分子所認可，但將來是有可能成為中國人的普遍信仰的。所以，我在《在張力中思索》中曾這樣回應類似的質疑：“我想我剛開始的這個設想主要是針對少數(shù)知識分子、有這個要求的一少部分人說的，就是說他們這種信仰只有一種方式可以表達出來，就是把它寫成文字，進入到文化、傳播，影響到一些人。而且這個影響是有一個層次的，比如說哲學影響到倫理，影響到政治學，影響到文學，然后通過政治學、文學、倫理道德這些形成一股思潮。這就會對普通人有影響。”(14) 謝博士如果認真看過這本書的話，不會不知道我的這種“分層次”的思想。

謝文還對我批評嚴復和王國維以實用主義態(tài)度來翻譯介紹西方典籍不以為然，認為他們在當時的條件下能夠引進一點西方名著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如果我們用現(xiàn)在的學術水平來挑剔他們，那豈不是有點缺乏歷史常識了？”但是，學術的發(fā)展難道不正是后人“挑剔”前人的學術水平的歷史過程嗎？如果沒有人挑剔，還把他們弄錯了的東西當經典來引用（這在今天學術界隨處可見），學術如何進展？我并沒有否認前人的歷史貢獻，如果我寫一部中國近代學術史，我當然會把他們的貢獻和不足都考慮進去。但我的那篇文章的目的不在于做學術史的全面評價，而在超出前人把學術提升一步，我所指出的問題難道不是至今無人看出的問題嗎？怎么就“缺乏歷史常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