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善惡觀

在有關善惡的問題上，謝文也有諸多誤解。例如，他說，我對于“偽善”的揭示是出于對于這種人類弱點的“深惡痛絕”，因此要“不由分說地”將之“一棍子打死”，這未免太想當然了。實際上，我的這種揭示恰好不是“從感情出發”，而是“給予理性的分析”的。這種分析來自康德的啟發。康德把偽善視為人性中的“根本惡”，并不是因為它“比其他形式的惡更惡”，而是因為它比其他形式的惡更“根本”（radikal），因為它埋藏于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源頭之中。這里面有基督教的原罪說和性惡論的背景。康德本人何嘗不知道偽善總比赤裸裸的野蠻要好，他在《實用人類學》中專門辟出一節來談“可以允許的道德假象”。他說：“人總的說來越文明便越像個演員。他們領受了和藹可親、彬彬有禮、莊重和無私的假象，而不用來欺騙任何人，因為每個別人倘若并不那么認真地對待這件事，對此也還是贊同的。而且世風如此也是極好的事。”然而盡管如此，“只是在我們自身中，善的假象必須毫不留情地去掉，而虛榮心用來掩蓋我們道德缺陷的面紗必須撕開”，以免人自以為清白，可以虛驕無忌。⑦ 當我批判儒家的“鄉愿”時，很多人立刻把我理解成像儒家那樣主張做一個心地純潔的君子，卻沒有看出來我要批判的不僅僅是“鄉愿”本身，而且是儒家對“鄉愿”的那種批判方式，即“返身而誠”的方式。我指出，這種方式本身就是最根本的“鄉愿”，即自以為真誠，凡是發現自己不真誠的地方，就自欺欺人，標榜自己“本質上（或出發點）還是好的”。換言之，我的批判不是要人做一個“無私無欲”的圣人，而是揭示出沒有任何人可以自認為圣人，人人都應該意識到自己內心中的根本惡，永遠要給自我反省留下余地。

顯然，謝博士對我的誤解也正是出于他自己的儒家性善論。他說：“‘老實人’實際上就是一個安分守己、心地又比較善良的人，所以中國人看重他。相反，‘正義’是相對于‘不正義’而言的……只是在這種背景下，西方人才強調‘正義’，為的是與‘普遍的不正義’抗衡。而中國是‘樂感文化’，是‘性善文化’，不正義的現象并非像西方那樣普遍（這并不是說沒有，而是說不占首位），因而強調正義與中國的現實不成正比。所以，在中國更強調‘安分守己’、‘安身立命’。當然，隨著自由經濟的侵入，當今中國社會中不正義的現象會有所增加，應當引起更廣泛的社會關注。”這段話充分體現了謝博士的天真。稍有社會經驗的人都會知道，所謂“老實人”往往是不可靠的，要么是智力有點問題（這種人做“老實人”比較劃得來），要么是“鄉愿”之徒（這種人往往有大野心）。中國人表揚老實人主要不是由于他“心地比較善良”，而是因為這種人最好統治。謝博士說西方人提倡正義恰好說明西方人缺乏正義，甚至不正義的現象比中國還普遍，這實在是以己度人。在中國，最講道德的時代可能也就是道德最為淪喪的時代。但西方人講正義并不是流于空談，而是建立了一套現實可行的法律制度來保障正義，這就能夠遏制那些“不正義現象”，使之轉化為“正義現象”，達到兩者“成正比”。相反，中國強調安分守己，無非是讓老百姓不要覬覦統治者的特權（安自己的“分”），讓不正義現象成為常態，這是靠壓抑人的正當需求而達到社會穩定的做法，長此以往是很危險的。西方自由經濟的“侵入”使不正義的現象不再是常態，而成了不再能夠被容忍的腐敗現象，所謂不正義的現象“有所增加”不過是曝光率的增加，恰好是對正義的呼喚，這當然是社會的進步。難道還要繼續讓正義的聲音與腐敗的現實“不成正比”，才是中國社會的出路？

謝博士下面的說法就帶有種族主義之嫌了：

中國是一個倫理大國，她的善表現在她的安分守己，樂于助人。……中國人沒有擴張和稱霸的本性，當然也就不愿意花費和浪費那么多的精力和資源讓自己在軍事上強盛。中國人的善恰恰表現在他們不知道“惡”為何物。……西方代表了人性本惡的勢力，因為他們有侵略和擴張的本能，也就是貪婪的本能。只要有惡的本性，總是要表現出來的。假如你沒有惡的本性，不管你怎樣，你都會遭到惡勢力的欺負的。世界上的民族，不可能都是惡的，也不可能都是善的，而是善惡混雜。中國正好攤上了善的本性，這是沒有辦法的。我不知道謝博士這種思想是從哪里來的。說一個民族的本性是善的，另一個民族的本性是惡的，至少我還沒有在任何一個真正的思想家那里聽到過這種怪論，除非在德國納粹那里。而且，中國人沒有擴張和稱霸的本性，他們又是如何形成幾千年的龐大帝國疆域的呢？想想春秋爭霸、秦始皇滅六國、成吉思汗橫掃歐亞，哪一件事不是出自“貪婪的本能”？這與一個民族的“本性”有關嗎？直到今天許多人（包括謝博士在內）還在無限留戀過去的“輝煌”，力圖重振雄風，這是否也開始“不安分”了呢？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話是不足為憑的，他所看到的中國是衰敗沒落了的中國，這時中國當權的人關心的不是統治更多的人民，而是如何維持對現有人民的統治，這才顯得整個國家有種無暇他顧的內斂性格。至于對于老百姓，我們同樣也不能簡單地用“善的本性”與“惡的本性”來區分。德國學者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平庸的惡”不但在納粹時期到處蔓延，而且在中國的“文革”時期也是司空見慣的。謝博士以中國人的本性“太善良了”來解釋我們近代受西方列強欺凌的現實，這頂多屬于網民憤青論調，難道比用中國近代的落伍來解釋是“更深刻的解釋”？果真如此，那事情就簡單了：我們請謝博士列出一個等級表來，從“善良”到“邪惡”排一下座次（或劃一下“成分”），就知道我們如何應對國際事務了。當年希特勒就是這樣干的：純種日耳曼人最優秀，猶太人最邪惡，中間是羅馬人（意大利人）、西班牙、英、法、斯拉夫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