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社科基金設置各類各層次項目研究的目的是既著重基礎理論，又期望通過具體問題研究提出對策，進而解決現實問題。因此，中國經濟學研究在著力基礎理論創新的同時，要接軌現實問題。

基于中國實踐創新中國經濟學

研究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前沿問題，不僅要借鑒國際化經濟學研究范式，更需要創新研究。作為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智力支撐，現代經濟學研究承前啟后，新生代經濟學家們漸次貼近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現實，將思考和分析聚焦當代經濟社會發展問題。這就是說，在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條件下探討中國經濟學創新，歷史與現實要求必須基于對國情的認識。這客觀要求中國經濟學家以國家和公眾利益為重，選擇恰當研究立場。

關于經濟學的創新，阿馬蒂亞·森曾指出：“事實上，我們可以說經濟學有兩個不同的根源。這二者都與政治學有聯系，不過聯系的方式卻大不相同。一方面經濟學可以聯系到‘倫理學’，另一方面經濟學又與我們或許可以稱為‘工程學’的東西聯系在一起……雖然從表面上看經濟學的研究僅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有直接關系，但是更深的層次上，經濟學的研究還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其他目標的追求有關，包括對更基本目標的評價和增進。”然而，一些新生代經濟學家將中國經濟學創新和發展的基礎理解為效仿西方經濟學：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結果往往遠離中國現實。因為，誰也不可能將實際經濟活動中的所有因素一一表示為數學模型中的不同變量。

經濟學不是數學，經濟學的觀點是最重要的。中國有句古話是“真佛只說家常話”。經濟學基本原理無地域限制，分析、論證的方法卻有國別之分。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及實現經濟學想法的工具。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一名經濟學家的水平，也不能以運用模型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作為評判經濟學研究成果質量優劣的標準。中國經濟學的創新，基于對經濟史的稔熟與市場經濟理論脈絡的清晰。

改革開放40多年間的中國經濟學，建立和發展了對全球經濟學發展都具有顯著意義的大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新理論，建立和發展了以“漸進”為特征的轉型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而且也推進了與西方經濟學對接的宏觀、微觀經濟學的分流，推進了大國經濟發展的政府干預理論、經濟調控理論和經濟學科的全面建設。可以預見，堅持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創新取向，將使中國經濟學的分工越來越專業化、職業化和科學化。

經濟學研究要接軌國家戰略

經濟學家和經濟官員“俯視經濟”與“直面社會”，蓋因經濟學關注人類行為、剖解制度與市場機制運行問題、把脈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對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國外經濟學家一直努力解釋所謂的“中國之謎”，也就是要廓清為什么中國經濟能夠保持長期的快速增長。

這也可以給出中國經濟學發展一定程度上與國家戰略接軌的判斷。中國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服務于國家戰略意義愈發濃烈。特別是國家戰略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正越來越多地被納入主流研究的視野。“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等國家戰略由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繼而陸續實施。國家戰略催生中國經濟學的行為規范形成了隱性制度和策應方式。如經濟學在高校一方面滿足于教學研究，另一方面高校的經濟學者與各類官方、半官方研究機構的專家一樣，也形成了與國家戰略對接的態勢，介入各類課題，承接各種咨詢。因此，在中國轉型和發展進程中，經濟學家不僅具備有關國家責任的關懷，而且將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側重對改革和發展“問題單”的解讀，并傳播結論，發揮智庫功用。二戰結束以后，西方國家用了60年時間，先后經歷了以增長為標準，以消除貧困、擴大就業、改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等為路徑，到最終實現以人與資源環境的相適應為目的的發展觀。而中國走到這一階段，只用了不到30年。事實上，國家戰略語境的經濟社會問題剖解方略與中國經濟學密切關聯。

凱恩斯在評價馬歇爾的經濟學理論貢獻時說：“他始終堅持的一點的確道出了真諦，這就是有些人憑借他們在經濟學上的特殊天賦和強有力的經濟直覺所得出的結論和含蓄的推斷。”對于現行的許多政策工具，其實經濟學家不知道它們是否有效，如何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可被掌握的政策變量中作出選擇，就需要比較它們各自的效應大小，從而找出政策依據。一如當一個國家無法獲得外部資源來建立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體系以及進行資本積累的情況下，一個可能的途徑就是在其內部獲得資源來實現這個目標。因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征是價格能夠自由浮動，以及產品和要素能夠自由流動。根據這一判斷標準，中國經濟學研究當在“市場”“國情”語境之中，這也正是國家戰略必須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