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擴內需

　　近年來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最近美國對部分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發動了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央行宣布定向降準釋放約7000億流動性。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人認為政府未來的政策重心應從供給側轉向需求側，并將擴大內需作為主基調。我認為，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需要擴大內需，但擴大內需絕不能動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清醒地認識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擴大內需，而且是積極的擴大內需。

　　（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供給側擴大內需的中國方案

　　在2015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由此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要義，是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應從原來的需求側轉向供給側。

　　學界長期以來存在一種誤解，認為擴大內需只能從需求側著手。事實上，從供給側也可以擴大內需。若生產過剩是由于總需求不足引起的，當然要從需求側擴內需；但若生產過剩是由結構性問題所致，那么就應從供給側擴內需。當前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矛盾：一方面生產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土地、能源等要素價格上漲，生態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產業升級緩慢，過剩產能累積，需求外溢嚴重。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在“三期疊加”的大背景下，影響經濟增長的突出問題有總量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更為突出。問題變了，解決問題的思路也要變，從需求側擴大內需雖能實現總量平衡，卻解決不了結構性矛盾。只有從供給側擴大內需，才能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回溯經濟學發展史，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對政府管理經濟的看法是不同的。1803年，薩伊在《政治經濟學概論》中提出了“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原理，這一原理被稱為“薩伊定律”，其理論立足點無疑是在供給側。在薩伊看來，有供給就一定有需求，市場能夠自動出清。可是1929年至1933年西方經濟發生大蕭條，令“薩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凱恩斯用所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和流動性偏好”等三大心理規律，論證了經濟蕭條的原因是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并提出政府要通過刺激投資和消費擴大有效需求。從此，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從供給側轉向了需求側。

　　然而時過境遷，凱恩斯的立論基礎今天已經不存在了。比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認為，當人們收入增加時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增加卻趕不上收入增加，這樣使新增消費在新增收入中的占比不斷下降。可二戰后隨著消費信貸的興起，歐美國家居民儲蓄率急劇下降，說明消費傾向遞減只是一定經濟發展階段的規律，并非永恒不變的規律。再比如“流動性偏好”，凱恩斯說由于人們有保持現金的偏好，政府不能通過調低銀行利率的辦法刺激投資，否則會陷入流動性陷阱。而我們今天看到的事實是，信用卡消費風靡全球，手機移動支付越來越普遍，大多消費者不再有流動性偏好。

　　上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陷入“滯脹”后，凱恩斯理論更是受到廣泛質疑。為擺脫“滯脹”，供給學派應運而生并一度成為美國的國策，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從需求側又回到了供給側。從政策取向看，供給學派與凱恩斯主義其實并無大異。供給學派也主張刺激投資，不過辦法是從供給側減稅。里根主政時期曾大量削減政府開支，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利潤稅。從實際效果看，減稅雖然降低了企業成本，短期內也確實拉動了經濟，但并沒有解決美國的生產過剩問題，相反卻加劇了結構性矛盾。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立足于供給側擴大內需，既不同于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也不同于西方供給學派，更不是對“薩伊定律”的回歸，而是基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綜合研判全球經濟大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