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自己提出的一個宏偉目標是：到2050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中國夢”被表述為“復興”而不是“振興”，是因為在歷史上，中國在科技發展和經濟繁榮方面，并非從來就處于落后地位，而是曾經長期執世界之牛耳。

　　西方的經濟史學家也很早就否定了所謂的“歐洲中心論”，指出現有的世界經濟格局，即歐洲及其海外移民地區在科技、經濟以及人均收入上所處的絕對領先地位，并不是從來如此。學者的研究表明，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財富主要集中在東方，而中國在這個“東方”概念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只是在那之后，歐洲才開始崛起，并且在18世紀較晚的時候，東西方的“大分流”才出現。也大約在相同的時間范疇里，中國與西方在經濟、科技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明顯拉大，中國逐漸變成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

　　破解“李約瑟之謎”的關鍵因素

　　解釋國家興衰是許多學科曠日持久的學術好奇心所在，經濟學家更是孜孜不倦地發展出各種理論框架，期冀破解經濟增長之謎。激勵學者們把中國這個經歷了由盛至衰的歷史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是以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命名的所謂“李約瑟之謎”。這個謎題嘗試回答為什么在前現代社會，中國科技遙遙領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現代中國不再具有這樣的領先地位。

　　對于李約瑟之謎，在較長的時間里具有支配性影響地位的解釋，來自于所謂“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論。這個理論假說認為，由于中國歷史上的農業實踐把傳統技術和生產要素組合到盡善盡美的程度，以致維持了一個與歐洲早期歷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從而人口增長很快，相應導致勞動力過多和過于廉價，使得勞動節約型的技術不能得到應用。在這種理論看來，只有大規模采用資本密集型或勞動節約型的技術，才能形成突破馬爾薩斯陷阱所必需的技術變遷。其實，無論是從經濟理論邏輯上推理，還是從歷史事實觀察，這個假說都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在中世紀歷史上，歐洲固然經歷過開墾土地邊疆的時期，但是，更多的時期則是以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為特征。換句話說，在這種資源稟賦上即便存在某些中西方差異，并不足以導致現代化動力的根本不同。

　　其次，經濟研究表明，農業技術進步是由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性所誘致發生的，也就是說，在勞動力短缺更嚴重的條件下，勞動節約型技術最先被發明和應用，而在土地短缺更嚴重的條件下，土地節約型的技術更早被發明和應用，而在勞動節約型技術變遷和土地節約型的技術變遷之間，是沒有優劣之分的。有強有力的經驗研究證明，事實上，人口眾多的國家可以因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緊張關系，獲得更大的壓力和動力，進而實現更快的技術進步和進一步的人口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