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典型的前工業革命社會，馬爾薩斯式的貧困惡性循環，或者說人均收入周而復始地回到生存水平，是經濟發展的常態（即不發展）。但是，一旦實現工業革命的哪怕是具有偶然性的機會來臨時，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是否積累到一個抓住機遇的最低要求水平，決定了能否在一國形成工業革命的突破。

　　經濟學家通常嘗試以更簡潔的理論邏輯，來解說或破解“李約瑟之謎”。例如，林毅夫認為中國在前現代社會的科技領先，在于人口眾多有利于產生更多創新；而沒有成功地轉變到以大規模實驗為基礎的現代科技創新模式，則是隨后中國的科技乃至經濟開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而他把科技創新模式轉化的不成功，歸結為不鼓勵科技創新，而僅僅復述和詮釋四書五經的科舉制度。這個解釋無疑觸及了問題的核心，即中國的落后在于沒有進入現代科技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終于改變在幾個世紀“大分流”中的落后地位，開始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偉征程

　　我們用世界銀行的最新數據，補充安格斯·麥迪森的歷史數據，可以清晰地顯示中國經濟發展在數千年中的興衰更替。在公元1000-1600年之間，中國的人均收入大體上處于世界平均水平；經濟規模（GDP總量）長時間保持世界首位，1820年時竟占到世界經濟總量的1/3。不過，也正是在那個時刻，中國在世界經濟“大分流”中落到了停滯的國家行列，無論是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還是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相對人均收入都一路下跌，逐漸把中國推入積貧積弱的境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更是陷入苦難深重的境地，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壓負之下，經歷了無盡的內憂外患、經濟停滯、民不聊生。在1820-1952年期間，GDP總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22%和-0.08%，而同期歐洲的這兩個增長率分別為1.71%和1.03%。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降到了最低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30年的經濟增長，受到種種因素影響，沒有實現對發達國家及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趕超，中國沒有搭上1950年以后世界經濟大趨同的順風車。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一系列體制障礙的清除，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得到巨大的積累和有效的重新配置。中國終于把自己在幾個世紀“大分流”中的落后地位，逆轉為向發達經濟體的“大趨同”，開始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偉征程，并以成為世界第二位經濟體為象征，取得了世人矚目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由衰至盛的轉折點。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均收入水平，中國占世界的比重都迅速攀升。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