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編 王樹楠胡語文書題跋的意義

王樹楠的以上題跋，體現了他對于非漢族文化的求知欲望，以及對胡語文書的尊重態度，也反映了那一時期中國學者學術追求的新取向。約而言之，可做如下概括：

（一）理解胡語文字與胡語文化的努力

這些認識表現為：

1、對回鶻文書時代的判斷以及回鶻文字本身在后世演變過程的描述。如他對這些回鶻文書的時代，通過其書于漢文佛經行間或紙背的情形做了分析，如題跋9云：“畏吾兒書多見佛經卷子紙背及夾行之中，豈其時紙貴而缺與？”題跋16云：“畏吾書出吐魯番及鄯善諸境，大半書于唐經紙背，考其時當在唐后。”這種判斷無疑是正確的。在題跋1、13、15、16中，他對回鶻文字的演變和影響均有提及，這些表述也大體正確，體現了當時學者對于回鶻語、蒙古語、滿語等在文字上變遷沿襲的認識水平。

2、由文字的表達推想其宗教文化表現。如在題跋6中，論及“刻本畏吾兒殘字，旁以梵字音注，蓋其種人皆讀佛書者也”，反映了他由回文梵注的雙語形式推想其宗教信仰。又如題跋16，評說：“元平西域，專用畏吾兒字。后命八思巴造國書，即本畏吾兒，而語言不同。蓋當時其種族最繁，皆從釋教者也。”則是通過蒙古接受回鶻文字母而推向畏吾兒種族早期的宗教信仰。這些推論，與歷史上回鶻在伊斯蘭化之前曾經崇尚佛教的信仰也是吻合的。

3、對文書涉及回鶻人淵源的進一步討論。如題跋1稱：“畏吾兒為西域大國，語言、文字與土耳其同。土耳其文字初體見于《闕特勤碑陰》，后入歐洲，改從阿剌伯字。”這里論述了土耳其語與回鶻語之間同屬突厥語族的事實，以及土耳其西遷后的文字改變。對于回鶻與畏吾兒的關系，其題跋2引陶保廉考證云：“畏吾兒、回鶻、回回三種人，今混而古別。”這一引文表現了王樹楠最初接受陶保廉關于畏吾兒與回鶻不同種族的結論，但是后來的閱讀和交流，使他相信了回鶻與畏吾兒之間的前后聯系，因此題跋16關于“畏吾為回鶻之轉音，世居高昌，為西域大國”的論證，是其最終的認識，這也反映了他對新疆少數民族歷史的關注。

（二）對漢文化之外異族文明的尊重

王樹楠對敦煌和西域文書的收集和一再題跋，體現了他對這些千年文物的熱衷程度。這不僅反映在漢語文書方面，同樣對于即使自己無法完全認識的胡語文書，也一樣愛惜。如題跋7論及兩件破碎的圖文文書能夠拼湊完璧而欣喜若狂的程度，其感嘆云：“天下事湊合之奇，因緣之巧，真有莫之致而致者，數百年殘缺之物頓成完璧，豈夢想所能到邪!”可見其對即使并不同文、也知之不多的胡語文書及其所體現的民族文化保持了極高的尊敬態度。

王樹楠在清末新疆時期的文書題跋，到進入民國之后的1919年在內地出版總結性的《新疆訪古錄》，其間討論回鶻文化，也體現出前后不同的觀點，可以看出他對這一文化類型的不間斷探求。如前揭關于畏吾兒、回鶻、回回的異同之論，可見作者廣博聞見之后的擇善而從。又如前引《畏吾兒經卷殘片》的題跋5，尚據馬祿甫翻譯的回鶻文經卷內容稱：“蓋其族亦宗佛教者也。”到后來將這一記載印入《新疆訪古錄》“畏吾兒殘字”條時，就改稱：“其教非佛非回，蓋亦西域古教也。”這一改變，無疑是他精研馬洛夫譯文，發現其與佛教之間的捍格有關；同時也與他受學界研究西域諸多夷教信仰的成果影響有關。

由于作者收集、經眼的回鶻文書比較多，因此對待胡語文書的態度主要集中表現在回鶻語文書上。但事實上，王樹楠還收集或題跋了婆羅謎字母書寫的梵文佛典（題跋10）、西夏文（題跋14）等。我們從新近公布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可以看到編號為BD14622的《藏文〈無量壽宗要經〉乙本》，其首紙護首處貼一紙條云：“唐古忒文經。新城王晉老自敦煌攜來相贈，及北朝寫經多件，尤可寶貴。文彬記。” 由此可知王樹楠也曾收集古藏文并鄭重帶回內地。

這種尊重其他文明的態度，成為清末民初學人的普遍表現。如同為新近公布的BD14663《藏文〈無量壽宗要經〉甲本》，卷首紙上有周肇祥題跋：

此唐古忒文寫經，出敦皇石室。或云華嚴大經也。余不通蕃書，未敢妄信。但以千年遺跡，稍加裝治成卷，庶免為人摧燒，亦使持正法之意耳。甲戌（1934）秋夜香嚴閣書。無畏居士。（印：周肇祥）

雖然“不通蕃書”，而能“以千年遺跡，稍加裝治成卷，庶免為人摧燒，亦使持正法之意耳”。這種表現，顯示了民國文人不再局限于大漢族文化的寬容心態和世界胸懷。也因此，我們會看到王樹楠胡語文書的第三種意義--

（三）學術研究的國際眼光與國際交流

對于回鶻文書的研究，王樹楠的題跋體現出學術研究的國際眼光和與外國學者平等交流的開展。在《畏吾兒經卷殘片》中，王樹楠的題跋5記載了他向前來新疆和甘肅考察的俄國中亞考察隊回鶻文專家馬祿福（S. Ye. Malov, 1880-1957）請教的情況。而原來的題跋之前也確實粘貼著對回鶻文宗教經典的馬洛夫俄譯和周源中譯文字（插圖1）。

在為段永恩舊藏《唐人寫經卷子》的題跋10中，王樹楠也提及馬祿福的觀點：“近日俄人馬祿夫考其人種至肅州南山中，得畏吾兒書甚夥。其人尚操畏吾兒語，但不識其字耳。”這一記載，如前箋注，不僅說明了馬洛夫由河西一帶考察裕固族返回烏魯木齊時仍與王樹楠有所交往，而且也反映了王樹楠在回鶻語和回鶻種族問題上對外國專家意見的采納。

王樹楠在以上兩則題跋中，還提到世界范圍內精通回鶻語者人才的稀缺：“己酉冬月，俄人馬祿福訪古烏城，言五大洲識西域畏吾兒字者只有二人，彼其一也。”“蒙古字全出于畏吾兒。英之博士有專研此學者，然五大洲亦寥寥無幾人也。”同樣也表現出了對這些西方專業人士的欽敬之情。而王樹楠在題跋10中以“亞利安字”稱呼梵文，也表現了他對流行于19世紀西方世界中的語言系族界定有相當的了解。亞利安一作雅利安，如所周知，雅利安人指史前時期居住在今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個民族。他們的語言亦名雅利安語，現通稱印歐語系語言。自18世紀歐洲語言學界發現梵語同希臘語、拉丁語、克爾特語、日爾曼語、斯拉夫語等有共同點后，即將“雅利安語”一詞概括這些語言。而從狹義上說，雅利安語是指印度-伊朗諸語言(Indo-Iranian languages)，王樹枏用這個詞語稱呼他說并不認識的梵文，應該是深受當時西方學術的影響。

由此可見，王樹楠的胡語文書題跋，雖然用的是中國傳統的表述方式，但其研究的方法，卻已經完全具有了新的模式。這其中，既有舊式的對漢文典籍的旁征博引，又增加了來自西方的研究成果。而對文書本身的收集、題跋，表現出對于出土文獻的重視，則是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在當時學人群體中身體力行的風氣表現。

對于西方人在西域的文物收集和學術研究，王樹楠的關注是全方位的。我們從他的《新疆訪古錄》中，可以看到他在《唐上元二年買馬私契》的題跋中，注意到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1862-1943）在于闐所得建中元年買牛私契的比較。而在由其總纂的《新疆圖志》中，也留下了他對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新疆探險所得和研究的結果。

王樹楠重視西方成果的研究模式，是與他作為近代中國學者能夠放眼看世界的思想境界相關的。據其晚年的回憶錄，當他壯年出仕西北之際，政務之暇不廢筆耕，并究心于西方列強興起的歷史研究。光緒二十二年（1896）46歲時，就在蘭州撰寫了《彼得興俄記》一卷、《歐洲族類源流略》五卷；二十七年，在中衛撰寫了《歐洲戰事本末》二十二卷；二十八年，成《希臘學案》四卷；三十一年，成《希臘春秋》八卷。

由于這些系統的研究和著述，使他樹立了不同于往昔中國士大夫的世界觀，具備了虛心求教外國學者的態度。他后來從政新疆，恰是遠懸塞外的迪化成為西方人探險中國西北的集散地之際。王樹楠充分利用了這一資源，為晚清新疆的新政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向外國學者求教。在改革金融貨幣、創設郵政、開辦實業等一系列活動中，他的出色貢獻使新疆新政走在了全國的前列，這其中，無疑有其與外國人的交流作用存在。經由此地的馬達漢（Carl Gustaf Emil Von Mannerheim, 1867-1951）、伯希和、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等，都曾記錄了與王樹楠的交游。從中可以知道，王樹楠對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科學充滿了興趣。相反，本文所關注的學問切磋，倒是他從政之余事，是其西方觸角的一個方面而已。

結 論

清末民初，敦煌西域文書在西北地區的不斷出現，引起了中國學者的極大關注，在內地和新疆，以沈曾植、羅振玉為代表的北京、上海等地學者，和以王樹楠、裴景福為代表的履新學者，東西呼應，除了對漢語文書從事深入的研究之外，都對其中胡語文書的出現表現出濃厚而積極的興趣。他們通過與西方學者的交流，力圖了解胡語文書的內容，并結合中國史書的記載，進而探討使用這些語言的古代民族來源和當時的生活風貌。這種主動了解并肯定胡語文書文獻價值的態度，為敦煌西域文書的研究開啟了良好的風尚。通過重新陸續出現的王樹楠在那一時期對非漢語文書的收集及其題跋，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風氣的典型。而探討王樹楠等中國學人與外國學者的交游，也將成為我們了解中國學術現代化之路最有意味的內容。本文可以說只是一個小小的引子。

2012年5月22日改定

附記：本文系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新疆稀見史料調查與研究”（項目編號：11&ZD095）成果之一。

（本文已刊《語言背后的歷史：西域古典語言學高峰論壇論文集》，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128-1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