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六十年，大體上是以兩個三十年的艱苦創業譜寫了一曲社會主義的壯麗史詩。前三十年，驗證了“人間正道是淪桑”的哲理，為社會主義一切進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后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是全國人民在鄧小平的帶領下以創新的理論和實踐開創的。兩個三十年的歷史，有兩大理論體系在發揮著引領一切的指導作用，這就是毛澤東思想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搞革命，搞建設，不能丟馬克思，不能丟列寧，也不能丟毛澤東

馬克思主義只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才能煥發出強大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撰寫的《資本論》，成為當前人們研究資本主義、剖析金融危機的理論武器絕非偶然；列寧以十月革命的偉大功勛開創了社會主義新紀元，提供了建設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新鮮經驗，為人類認識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和道路，也為社會主義國家居安思危、面對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挑戰而維護了長治久安的局面；毛澤東是在機會主義背離中國實際、追求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盲目推行歐洲模式的情況下，通過調查研究，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和實踐、建立農村紅色政權，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獨創性道路，誠如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的那樣：“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可以說，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黨的指導思想，是建國前二十八年歷史選擇的必然結果。

建國之初，正是毛澤東以理論上的創新精神，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學說，為中國化的社會主義理論開闊了思路，奠定了理論基礎。他面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任務和戰略構想，要求全黨保持應有的憂患意識和優良作風，他自己也始終保持著頑強的革命銳氣和艱苦探索的蓬勃朝氣。毛澤東在探索中始終保持清醒冷靜和科學分析的態度，始終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必須開辟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和特點的道路，對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和實踐也必須結合本國國情去學習和理解，而不應迷信和神化。他要求對外國的東西，既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他強調最多的是既要學習、又要獨創，不要把學習和獨創對立起來；他對斯大林長期推行的工業化方針一貫采取有保留的批評態度，認為正確的方針應當是既要工業化，又要人民，努力尋求一條中國工業化道路。毛澤東為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部署了建國后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研究，寫出了富有獨創性論斷的的兩篇理論著作，《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毛澤東圍繞上述兩篇著作在不同場合的多次談話中，還特別闡述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對列寧在十月革命后的思想既有繼承，又有突破，作出了重大發展；他也闡發了中國化、民族化與學習外國的關系，面向現代和繼承古代的關系；他還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在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所需要的干部上提出又紅又專的要求，做到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凡此等等都是對上述思想的補充和深化，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初步展開的情況下為社會主義理論作出的奠基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