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世界歷史研究早在19世紀中葉即已開始萌生，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 以來已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迅速發展，早已成為當代中國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多年來《中國史學史》卻從不寫中國學者的世界史研究的歷史。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世界史升級為一級學科，中國世界歷史教學和研究進人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擺在我們面前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以為，加強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史學史研究，首先明確中國世界歷史研究的理論成就，應是其中之一。

一、周谷城對“歐美中心論”的批判

1949年，周谷城完成了我國第一部有現代科學意義的《世界通史》，由商務印書館出

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叢書，收有周谷城《世界通史》，2000年；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文庫”，收有周谷城《世界通史》，2005年。又，商務印書館1958年出版《世界通史》修訂本第三冊。）這部著作從史觀、理論、方法和內容，和當時在我國有廣泛影響的韋爾斯著《世界史綱》、卡爾頓?約?亨?海斯等著《世界史》截然不同。撰寫此書時，周谷城雖參閱外文史學名著100多種，如 12卷本《劍橋古代史》、14卷本《劍橋近代史》，以及斯密茲25卷本的《史家世界史》等，但該書卻與上述著作中宣揚的“歐洲中心論”反其道而行之。

周谷城是我國史學界最先起來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學者之一。早在1940年代，他就提出世界各地區都在日趨聯系交往之中，世界史應該是關于世界整體的歷史，應該具有世界性。而當時幾乎所有的世界通史教科書，都以歐洲為中心，全然歐洲史一樣。他的《世界通史》打破了“歐洲中心論”，而以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中國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關聯、日漸融合為主旨，描繪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系。他認為世界是一個多元的有機整體，盡管世界上多文化區、多國度并存，但它們并非各自孤立活動，而是從開始就蘊涵著彼此間互相往來、互相交叉、互相滲透的必然趨勢。

在《世界通史?弁言》中，周谷城從四個方面，就“什么是世界通史”進行了基本的理論闡釋。他說：“一、世界通史并非國別史之總和……本人不認國別史之總和為世界通史，故敘述時，力避分國敘述的傾向，而特別著重世界各地相互之關聯。”“二、歐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歐洲學者著世界通史，偏重歐洲，情有可原；且十五世紀以后，歐洲人在世界各地本也非常活躍。但十五世紀以前，所謂世界活動，幾乎只限于亞、歐、非三洲之間，因此我們斷不能忽視亞洲及歐亞之間的活動。故書中敘述，力求平衡，期毋太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區域。”“三、進化階段，不能因難明而予以否認。世界各地歷史的演進，無不有階段可尋……著者雖力避機械的公式主義之嫌，然進化階段，卻不能抹殺。故凡可以指明之處，必予指明。”“四、概括的敘述不能轉為抽象的空談……由描寫到概括，由具體到抽象，這是合乎科學上之經濟的原則的。但黑格爾把抽象的‘理念’，作為具體的事情之所由生，先具體的事情而存在，則是我們所不能茍同的了。我們很重概括的敘述，但不能離開具體的事實而作抽象的空談。本書的篇、章、節、目，都從具體事情中概括出來的，但并不是抽象的觀念。” （周谷城：《世界通史》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頁。）周谷城的上述認識，突破了“歐洲中心論”的束縛，強調世界各地區之間的相互聯系，這對中國的世界史建設有開拓性的作用。

周谷城在《世界通史》中，以相當大的篇幅論述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軌跡，他獨樹一幟，將中國歷史寫入，也招致一些人的指責，認為這種撰寫的方法是宣揚“中國中心論”，而且還是“漢族中心論”。周谷城強調，中西文化的交融，只能是相互滲透，絕不會由一方取代另一方他認為，今后世界文化的發展，不會是純粹的東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會走向綜合。西方文化到中國來，中國文化到西方去，其結果如何呢?只會使雙方的文化更為豐富多彩，更為進步，不會有消極的結果，不會破壞或有損于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交流與發展絕不是誰吃掉誰，世界文化的發展過程，就是一種平衡過程。周谷城講授《世界通史》時，主張著眼全局、統一整體，反對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繼發表過《史學上的全局觀念》(1959)、《論西亞古史的重要性》(1960)、《論西亞古史研究的重要性》(1961)、《古代西亞的國際地位》(1961)、《評沒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們的“歐洲中心論”》 (1961)、 《論世界歷史發展的形勢》 (1961)、 《我是怎樣研究世界史的》(1981)、《世界是多元的整體》(1988)等論文，明確指出世界史不應以歐洲為中心，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只能是‘‘歐洲史”，而不是完整意義的“世界史”。周谷城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對推動國內世界史的教學和研究影響深遠。值得提出的是，周谷城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并不是置事實于不顧，否定歐洲在世界近代歷史中作用。例如，在《世界通史》第3卷中，集中論述了歐洲文化的發展；世界范圍的擴大，16—18世紀世界歷史的迅速發展，重點在歐洲。不言而喻，“歐洲中心論”，和從事實出發，在一定歷史時期中的“歐洲的中心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

20世紀80年代初，復旦大學歷史系根據教育部的安排，準備編寫《世界通史》，周谷城接受了歷史系的邀請，同意參加這項工作。但編寫新的《世界通史》并非易事，所以先將周谷城的3卷本《世界通史》再版。周谷城在再版新序中，重申了他關于《世界通史》的四點基本主張，同時分析了他自己編寫這部《世界通史》的體系，那就是“在消極方面，完全排斥了以‘西方為主體’。以‘西方外為附庸’的偏向；在積極方面，力求突出世界史在發展中各部分的‘日趨聯系’，從而得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有機統一體’。這個‘有機統一體’分而言之就是：第一篇遠古文化之發展，第二篇亞歐勢力之往還，第三篇世界范圍之擴大，第四篇平等世界之創造。只惜第四篇因當時時間倉促，未及寫完，只列舉了目錄。我的寫法未必很好，但與西方或歐美學者的寫法完全不同”（周谷城：《世界通史》第1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頁。）。這種不同，主要表現為歷史觀念的完全不同，周谷城寫的是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史，而非對歐美學者撰寫的世界通史的重復或復制。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的體系，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