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壟斷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壟斷取代自由競爭，是帝國主義的最重要的基本經濟特征。壟斷的產生標志著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已經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壟斷的發展，使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同時使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日益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越來越不適應生產社會化發展的要求。因而壟斷的發展加深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同時還加深了壟斷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之間的矛盾；壟斷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等等。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的日益激化，為帝國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準備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

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從俄國實際出發確定革命與建設的方針和政策，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復興及對各種機會主義和錯誤思潮的批判中。他根據新情況提出新觀點和新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列寧主義階段。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盡管有人不遺余力地攻擊列寧主義，污蔑“列寧主義不過是在俄國這一落后的小農國家中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的變種，而且以其極左的面目、崇尚暴力專政”，甚至攻擊列寧是“黨內的尼采主義者”，“黨外的馬基雅弗利主義者”[14]，但無論是躲在陰暗的角落里嘁嘁喳喳，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狂犬吠日，都絲毫無損列寧主義的光輝。

在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第一次將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變成現實，在人類歷史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1847年，恩格斯曾明確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革命。”[15]但是，列寧從20世紀初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實事求是地指出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余的國家在一段時期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16]。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俄國革命造成了有利的國內外形勢，列寧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俄國實際相結合，明確指出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文化發展相對落后的俄國，可以首先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逐步走向社會主義。“如果沒有戰爭，俄國也許會過上幾年甚至幾十年內不發生反對資本家的革命。”[17]1917年3月，二月革命爆發，推翻了沙皇專制制度，在俄國形成了工兵代表蘇維埃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并存的局面。列寧及時提出了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從11月6日晚開始到8日凌晨攻占冬宮，取得勝利。到1918年春，各地蘇維埃政權相繼建立。在要不要進行十月革命和要不要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問題上，教條主義者認為俄國的生產力尚未達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無產階級不應該奪取政權，十月革命是“歷史的悲劇和誤會”，是“早產兒”。列寧則正確地指出，俄國生產力水平雖然不高，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雖然不夠好，但無產階級可以先奪取政權，利用手中的政權發展生產力，創造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

十月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在于它沖破了世界帝國主義陣線，從此形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截然對立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給予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極大的鼓舞和推動。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并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國際無產階級的斗爭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結合在一起，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至今我們仍然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并沒有因為所謂“經濟全球化”的到來而有所改變。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對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進一步豐富了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科學社會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得到發展。列寧認為：“對俄國來說，根據書本爭論社會主義綱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深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只能根據經驗來談論社會主義。”[18]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使人們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是停留在書本上的抽象的理論，而是從本國的實際出發的長期探索的過程。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繼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積極推行“全面改革”的方針，在1986年2月召開的蘇共27大上，提出“加速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進程”。1990年2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要對蘇共進行革命性改革，修改憲法中有關蘇共領導地位的條文，重新考慮民主集中制，并建議實行總統制；1990年3月15日任蘇聯總統。1991年蘇聯8·19事件后，于8月24日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并以未能反對“政變”為由，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1991年12月21日蘇聯解體。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19]但是，蘇共改革的指導思想，卻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從里到外，一步步喪失蘇聯以往的全部優勢。戈爾巴喬夫攻擊“列寧是一個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帶有俄羅斯特征，而這只能更加說明他是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20]。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核心論點，是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科學社會主義。他強調他所提倡的改革，“是對時代挑戰的回應，是對社會主義反對腐朽的極權主義管理國家方式的潮流的順應”。他還認為，“問題不在社會形態；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問題在于我們正走向一個集中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其他學說精華的社會。我不認為他們中間有一道萬里長城。”[21]因此，他所推行的政治改革，是用所謂“全人類標準”、“全人類的價值”、“民主的社會主義”來改造社會主義。他強調，必須“拋棄以前某些看來是不可動搖的公式”，“確立新的政治思維，以及能保障人類生存的新的和平概念”[22]。在政治改革的實踐中，戈爾巴喬夫從提倡民主化和公開性、揭露社會主義的“黑暗面”入手，發展到推行西方式的多黨制。其結果，造成了否定無產階級革命歷史、丑化共產黨、丑化社會主義的嚴重后果，導致了人們思想的嚴重混亂，最終使蘇共垮臺，蘇聯解體。

造成蘇聯劇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蘇聯經濟發展模式僵化陳腐，長期實施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積重難返的以發展重工業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戰略；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遭到破壞；民族政策中的嚴重錯誤；對外政策推行大國霸權主義，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的政策等。在蘇聯解體的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指導，將十月革命后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的蘇聯推向絕境。近年國內外不少研究者認為，戈爾巴喬夫上臺之日，即是蘇聯走向災難之時。戈爾巴喬夫一上臺，蘇聯開始陷入解體的深淵。

“和平演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戰略之一，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加緊了這一戰略在蘇聯東歐的實施。從1982年里根制定“使共產主義民主化的戰略”到布什1989年提出“超越遏制戰略”，“以接觸促變化”的和平演變政策，八年間對蘇聯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嚴重的破壞。1989年，尼克松在《美國應當幫助戈爾巴喬夫嗎》一文中強調：“我們對于戈爾巴喬夫不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我不懷疑他的誠意。它是誠心誠意想把蘇聯制度從不治之癥中拯救出來。他在追尋這個目標時大膽而充滿勇氣。我們應該幫助他——但只有在他的改革進行到有可能成功的時候，只有當蘇聯在國內的壓制性和在國外的侵略性因此而減少的時候。”[23]尼克松的話，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西方推行“和平演變”的目的、策略和手段的本質內容。

蘇聯解體并不是如西方理論家所宣揚的那樣，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破產”，也不能證明資本主義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而是從反面使世界各國革命人民受到教育，深刻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中，如果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那將帶來多么嚴重的后果。一些俄羅斯學者認為，蘇聯劇變是“一場民族災難”，“從1992年到1994年三年間，生產下降了1/2，投資減少了3/4，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十年衰退使俄羅斯在世界經濟份額減少了9/10。無可挽回地喪失技術和高科技生產以及一系列科學流派使俄羅斯無法參與世界性競爭，使我們落入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境地。喪失了文化水平，教育和醫療體系遭到了破壞。群眾被野蠻化了……所有這一切所引發的復仇主義和民族主義對俄羅斯來說是另一個威脅。俄羅斯的衰退還沒有得到制止”。[24]與蘇聯在社會主義探索中所取得的成績(盡管問題不少，甚至是嚴重的失誤或錯誤)相比，所有這一切“災難”的根源，首先要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如何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去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