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即為“文獻之邦”,史書文獻浩如煙海。中華民族亦因祖先的文字遺澤,香火傳承,文明不絕。及至當代,以文書形式撰寫、存錄的文獻仍然居于主流,說文解義,敘事論理,延續著數千年以來的史志傳統。然而,當代中國與傳統社會之分野,最可感知的一點或在于影像媒介的普及,曾經昂貴、復雜、專業的影音攝錄與傳播技術,以空前的速度普及于千家萬戶——隨意攝像的智能手機、輕松分享的視頻社區,構成了一種全新的影像交流系統,以視聽形式傳播的文化內容,獲得了全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普遍接納。在這一視覺文化迅猛轉型的新時代,基于影音媒介的史料、檔案也將日益成為一種重要的文獻類型。影音文獻系運用影像與聲音等多媒體手段,進行活態文化的文獻性記錄,并通過編目進入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或在線數據庫系統,得以更為長久地保存與更為廣泛地傳播。影音文獻側重于對社會、文化內容的事實性記錄,強調影音記錄的長期性、系統性以及“深描”價值,可以作為研究社會變遷的史料性文本。

在人類文明代際傳承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使命與價值

自1895年電影被發明之后,動態影像作為新的文獻記錄與保存形態,逐漸受到世界各國有識之士的重視,其客觀記錄性、視聽體驗性與跨文化傳播性價值,超越了文字型文獻的傳統邊界。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即指出:“(影像)不僅允許被拍攝者的后代重新擁有他們的文化遺產,而且也將為我們理解人類歷史及人類的潛能提供一個可靠、可復制、可分析的研究資料集成。”從早期的電影制作人在世界各地拍攝奇風異俗,到當代影視工作者精心制作的影像民族志作品,百年來,作為歷史與文明記錄的影音文獻已經為人類提供了難以計數的視聽材料,構建出前所未有的“影像世紀”。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關于保護與保存活動圖像的建議》指出,“活動圖像是各國人民文化特性的一種表達方式,并且由于其教育、文化、藝術、科學和歷史價值,已形成一個國家文化遺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亟須各國根據國際法規定所承擔的義務,采取適當措施保護和保存活動圖像,就像保護和保存能豐富當代和后代生活的其他形式的文化財產一樣。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大會做出進一步決議,將每年10月27日定為“世界音像遺產日”,意在保護我們的集體記憶,以確保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的傳承。影音文獻的重要價值,日益得到全世界知識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強調與踐行。

與傳統的文字型文獻相比,影音文獻具有較為鮮明的差異性和重要的文化傳承意義。例如文字文獻訴諸人的理性思維,而影音文獻則是通過視、聽等知覺的感官能力作用于大腦,以感受、直覺、移情、意會等方式進行知識傳播與觀念輸送。這種文獻傳播的路徑除了提供信息,還能夠激發觀看者的情感或情緒變化,使之獲得更為豐富的身心體驗,加深文化印象。又如文字作為信息載體具有抽象性,對文字型文獻的閱讀理解,需要經歷編碼—解碼—再編碼的過程,否則難以獲得真實的信息。影像則相反,是一種所見即得的具象信息載體,影音信息能夠形象地傳遞給接收者,如其親身見聞。這種抽象與具象之間的差異,決定了影音文獻具有更為直接的視聽感受,對事件與人物可獲得更接近歷史原貌的認知。由于視聽信息的具象性,它甚至可以突破語言文字造成的族群邊界,作為一種廣域交流媒介,在不同文化背景與社會群體之間搭建交流和理解的橋梁。此外,文字型文獻是一種較為穩定、閉合的表述系統,它所記載的信息具有較強的確定性,而構建影像文本的視聽素材含有豐富的信息,影音文獻表現得更為開放。“開放性”之于影音文獻并不意味著信息混亂,而是對社會文化復雜性的一種體認。影音文獻超越單一的闡釋模式,更強調由解讀者依據影像文本提供的信息,進行富于個性的多義解讀。上述感官性、具象性與開放性等文化特征,揭示出影音文獻在人類文明代際傳續過程中不可替代的使命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