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漢學是世界漢學的重要分支，俄羅斯漢學界在語言學、哲學、文學、歷史學、政治學、宗教學、文化學、考古學、人類學等領域都具有世界級的成果和聲譽。俄羅斯漢學家們一直重視對《史記》的翻譯與研究，秦漢史專家克羅里曾指出，“第一部中國的紀傳體通史《史記》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有記載的《史記》俄譯始于19世紀漢學家比丘林，其晚年編撰的《古代中亞各民族歷史資料集》收錄了其翻譯的《史記》中的《匈奴列傳》和《大宛列傳》兩篇。此后的100多年里，俄羅斯對《史記》的翻譯和研究從未停止，并涌現了《史記》俄譯本13種。

《史記》的譯本差異性較大

俄譯《史記》的百余年歷程折射了不同時期俄羅斯漢學家對于中國歷史、文學、哲學等不同問題的關注。這些譯本中最具學術研究價值的當屬維亞特金等人翻譯的《史記》全譯本，以及阿列克謝耶夫等人翻譯的《史記》節譯本。

維亞特金等人的全譯本完全是學術性的翻譯，其遵循康拉德的觀點，在翻譯中注重司馬遷對于歷史進程的理解，關注司馬遷的歷史觀，并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可以豐富古典史學的內涵，隨著《史記》的學術翻譯，司馬遷的歷史觀可能成為古典史學的一部分。學術翻譯的主要目的在于再現文本的學術信息，因此譯者需要采用一系列手段，包括保證語言學意義上的準確性，原文缺失的詞語要予以補全。此外，對譯本還要加以詳細的注釋和附錄。

1956年，阿列克謝耶夫等人翻譯的《史記》節譯本出版后引起了俄漢學界的關注。這是繼比丘林譯本之后俄漢學界對《史記》翻譯的又一重要嘗試。對于阿列克謝耶夫等人的節譯本，學界既有溢美之詞，又有質疑之聲。俄羅斯學者、《史記》研究專家劉克甫（M. V. Kryukov）認為：“阿列克謝耶夫等人的節譯本暴露了俄羅斯漢學研究領域的諸多問題。《史記》手稿中很多細節問題的真實性存疑。譯者根據這樣的原文進行翻譯，得出的譯文必然有失準確。”然而，克羅里則認為，“（阿列克謝耶夫等人）翻譯靈活流暢，語言準確而不失優美，堪稱以文學方法翻譯《史記》的代表作。以一個學者的知識儲備為基礎，使跨文化之間的轉換達到一種完美的境界，他所翻譯的作品是原文的完美再現，而不是另外一部作品”。

學界專注《史記》體例研究

俄羅斯漢學界關于《史記》的體例研究主要集中在維亞特金等人的全譯本。很多漢學家們都認可，“本紀”作為《史記》的開篇，描繪了帝王家族的整體畫卷，“研究司馬遷的歷史學研究方法和他的哲學觀點都必須以本紀為基礎”。維亞特金在研究司馬遷的歷史觀后，認為本紀并非狹義的帝王傳記，而是實際上曾經主宰天下的歷史人物的傳記。他還對《史記》中“表”的結構、注釋、翻譯和史料來源等問題進行過細致研究與論述，認為表是《史記》整個作品的時間軸線，為“世家”和“列傳”打開了一幅更為完整和清晰的畫卷。同時，表展現了司馬遷及其同時代歷史學家對時間、國家和民族延續的理解。表的編寫也展現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

關于《史記》中“八書”的研究。俄羅斯漢學家們認為，《尚書》是《史記》八書的學術源頭，同時書不僅是歷史事件和言語的簡單記錄，更是各方面知識、習俗的百科全書。然而，俄羅斯的漢學家對《史記》中“世家”這一體例的研究不多，但從維亞特金的研究中也能窺之一二，世家中描寫了中國古人對于自然、社會管理規則等觀點。世家是《史記》中對中國古代自然和人文生活進行全景描寫的重要部分。

關于《史記》中“列傳”的研究，俄羅斯漢學家們歸納為兩個方面：列傳的文學性問題以及列傳所體現的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問題。維亞特金認為，列傳比《史記》的其他四種體例都更能體現出史學和文學的結合。因為列傳中充滿了中國民間諺語和俗語，使用了大量的格言警句，豐富了事件沖突和人物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