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200年紀念日。不朽的名字源于不朽的理論和思想，最終歸結于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不竭的生命力，根源在于科學性、創新性和實踐性的統一。

　　科學性

　　“兩個必然”與“兩個決不會”

　　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首先在于科學性。然而，由現實挑戰帶來的困惑甚至質疑是：《共產黨宣言》提出“兩個必然”后的170年，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死亡，而且經歷了更大規模、更有力度的發展。這似乎直接沖擊和動搖了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部分，即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理論。對此，如果給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就難以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

　　實際上，1848年2月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作出“資產階級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結論之后，當時的歐洲革命失敗了，資本主義繼續發展。對此，馬克思、恩格斯都親身經歷過。從本質上看，這與我們今天的經歷并無區別。但是，他們堅信來源于對資本主義制度科學深刻分析而作出的趨勢判斷是不會改變的。

　　同時，伴隨資本主義持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及時作出了革命條件是否成熟以及從理論上補充“兩個決不會”的結論，從而使“兩個必然”的結論更具時代感和生命力。這就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貢獻。

　　馬克思在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寫道：在普遍繁榮情況下……也就談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后才可能發生。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進一步提出“兩個決不會”的論斷，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面對“二戰”后資本主義的發展現狀，闡述清楚“兩個必然”的當代科學性至關重要。特別是，結合戰后資本主義發展史，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作出“兩個必然”的科學性論證，進而使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時期持續展現生命力。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很多國外專家認為這是由利率變動和房地產市場下滑結合而導致的問題。其實，這只是導火線，直接原因依然是總供需失衡、有效需求不足。歷史上，1929年至1933年經濟危機爆發后，凱恩斯的政府干預理論應時而生。然而，1973年至1975年石油危機的爆發，讓凱恩斯理論徹底走進歷史，成為階段性批判學說。進入新階段的經濟運行狀態是“凱恩斯失靈”后的長期“滯脹”。幸運的是，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時任總統里根采用反凱恩斯政策，貨幣學派、供給學派成為官方經濟學。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再次促使人們回望歷史。

　　應該承認，需求不足始終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伴生物。在這方面，歷史上剖析得最為深刻的還屬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社會化大生產協調發展，先要求宏觀經濟系統中的微觀組織——企業能夠自我協調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從而為總供需的平衡奠定基礎。假定投資規模的增長以國民收入既定量為前提，那投資量不恰當的增大必然會帶來總供給大于總需求。

　　接下來，則要求宏觀能進行有效調節。這是因為，雖然微觀比例的協調是宏觀經濟穩定的必要前提，但宏觀比例并不是微觀比例的簡單加總，宏觀協調必須經歷一個再調節的過程。宏觀的有效調節，不僅依賴調節者雄厚的實力，而且需要微觀組織積極配合。這就提出了財產制度的適應性問題。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必然帶來生產和消費的對抗性矛盾，資本追逐利潤增殖的過程就是生產無限擴大和購買力相對縮小的過程。

　　那么，又該怎樣解釋上世紀80年代反凱恩斯的“里根效應”呢？這實際上得益于高新技術的產業優勢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所帶來的需求國際均衡，故發達國家對于加入世貿組織、區域合作、反貿易壁壘甚至零關稅甚為積極。相對于凱恩斯而言，反凱恩斯調節依然是外部均衡而非經濟體內部的結構優化，區別僅僅在于外部領域從國內拓展到了國際。然而，風險巨大的國際均衡，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也存在不確定因素。當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正是對此進程作出了不利于美國發展的判斷，而意欲挑起貿易戰。

　　當然，國際金融危機也許在未來一段時期會走向平緩。但即使“找回昔日陽光”，有效需求不足的凱恩斯幽靈還是會在游蕩。客觀而言，金融市場的二重性愈來愈清晰：一方面，擴張需求離不開它；另一方面，經濟危機又從這里展開。顯然，不在所有制層面上作根本性的制度改造，擺脫經濟金融危機的困擾就很難實現。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接受公有制形態的探索和創新，就意味著未來。一般認為，公有制最大優勢是有利于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構建供給與需求的有效途徑，進而消除生產與消費的對抗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