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中的科技派

　　作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考古學者袁靖在今年兩會上共提出6個提案，其中3個事關考古工作，包括盡快將境外考古明確定位為國家行為、調整基本建設考古中的考古收費制度以及制定考古工作野外津貼制度。大家稱他為“考古代言人”。

　　但袁靖又與公眾普遍認知的考古學者不同，從事動物考古的他，常常說起的不只是地層、斷代，還有古DNA分析、碳氮穩(wěn)定同位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

　　開創(chuàng)許多第一次

　　和許多誤打誤撞或者被調配的大學生不同，袁靖是主動選擇考古專業(yè)的。他覺得，考古學家可以通過文字之外的實物材料追尋人類的歷史。1978年，在填寫高考志愿時，袁靖便報考了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

　　上世紀80年代末，已入職社科院考古所的袁靖去日本學習動物考古學。“這門學科在當時的國際考古學界相當流行，但在中國還沒發(fā)展起來。回國至今，我所做的就是建設中國的動物考古學，以及在此基礎上不斷拓展科技考古的世界。”他說。

　　1993年，袁靖從日本留學歸國，進入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先生組建的國內第一個多學科合作的考古隊，發(fā)掘河南省澠池縣班村遺址。袁靖的任務是整理、研究發(fā)掘出土的動物骨骼。在清洗一處屬于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土坑里出土的破碎動物骨骼時，他發(fā)現(xiàn)這些幾乎都是豬骨，拼對完成，居然是7頭全身骨骼完整、年齡大小不一的豬骨架。俞先生感嘆，我們考古人一直通過拼對陶片來復原陶器，但是通過拼綴骨骼來復原完整的動物，這是第一次。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動物考古學研究快速發(fā)展，涌現(xiàn)出一批動物考古學者，并發(fā)表了眾多研究成果。“這幾年我們一直強調浮選，要求對特殊遺跡內的土壤過篩子，過去被忽略的小型動物的骨骼得到采集和保存。”袁靖說，這些寶貴的動物遺存，在探討古代的生物研究、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關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與國外不同，中國的動物考古與史前社會的祭祀以及之后的禮制緊密相關。“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研究動物在古代祭祀中扮演的角色，其實就是研究禮制的形成。

　　袁靖介紹，“現(xiàn)在，除形態(tài)學和數(shù)量統(tǒng)計的研究之外，古DNA分析、碳氮穩(wěn)定同位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都被用于研究隨葬和祭祀的動物遺存，包括對動物譜系的探討、對毛色和體質狀況的區(qū)別、對食物結構的把握、對本地和外來物種的鑒定等等，全面提升了認知水平，這些認識，對于撰寫和補充各個時期古人隨葬和祭祀用牲的歷史是十分有益的。”

　　令袁靖欣慰的是，他主持制定的《田野考古出土動物標本采集及實驗室操作規(guī)范》，由國家文物局作為行業(yè)標準正式頒布，對于規(guī)范全國考古遺址中出土動物遺存的采集、實驗室整理以及后期研究，發(fā)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