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士遠:《尚書》學與漢代政治倫理

　　《尚書》提出了“天之斷命”、“續命于天”、“剿絕其命”、“恭行天之罰”、“改殷之命”等說法,這表明商人、周人認為其之所以能得天下,蓋由天命所賜,并將此倫理哲學理念昭信于天下,初步形成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天命觀。

　　《尚書》是中華民族原初歷史記憶和政治文化基因的有效載體,集中體現了上古虞、夏、商、周統治者的政治觀點、治政理念與施政法則,以其無可比擬的思想智慧成為歷代帝王將相必讀必遵的中華元典。

　　《尚書》所涉諸多治政命題,如以“九州”、“十二牧”、“五服”等理念為核心的大一統思想,以“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為特質的民本天命觀,以“明德慎罰”為主張的德治精神,以“君明臣諧”、“俊乂在官”為標準的用人之道,以“柔遠能邇”為理念的民族和平相處原則等,經過周秦學者的不斷詮釋,逐漸形成有益于構建古代政治倫理體系的《尚書》學傳統。早在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學時代,社會就已形成“掌《書》以贊治”、“執《書》以造士”的普遍風尚,孔子及其后學將此官學傳統下移,構建起儒家政治倫理哲學和德政說教,開啟并奠基了以“資政”為特色的漢代《尚書》學傳統。這一傳統對漢民族政治文化特色形成具有奠基意義,對幾千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的產生與發展亦產生巨大影響。

　　盡管飽受秦始皇“焚書坑儒”及秦漢之際戰亂的嚴重破壞,《尚書》在漢初僅有29篇得以保存,但在漢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及積極推動下,在官、私兩個層面均得以普遍傳播,不同風格的《尚書》學派隨之形成并流衍爭勝不斷。各家各派《尚書》學詮釋的著力點均未超越資政化民的范疇,特別是在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之后,立為官學的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今文學,多能把《尚書》作為立政治政的歷史依據用于指導政治實踐,并取得了明顯的資政效果,直接影響了兩漢政治社會的變遷。

　　《尚書》在漢代成為實至名歸的帝王之書。諸多人君研習《尚書》,尊崇《尚書》學者,依《尚書》布政、施政,促進漢代《尚書》學社會功用的發揮,如以《尚書》決獄、以《禹貢》治河、以《洪范》察變,等等。

　　以民為本的天命觀對漢代立政倫理的影響

　　在中國古代,敬畏天命常被視為奉天治世的最大法則。在今傳《尚書》中,“天”字出現107次,與天同義的“帝”字出現34次,由此足見《尚書》諸篇之天命思想的多寡。《尚書》提出了“天之斷命”、“續命于天”、“剿絕其命”、“恭行天之罰”、“改殷之命”等說法,這表明商人、周人認為其之所以能得天下,蓋由天命所賜,并將此倫理哲學理念昭信于天下,初步形成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天命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