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回到中國”的社會科學及政治學的學科性貢獻

　　【核心提示】觀察中國，不要只盯著那幾個發達國家，還要了解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邏輯。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議制民主政治之中，過得好的不過就是30來個國家/地區，人口占比不到10%。因此，“回到中國”的社會科學，不但要通過理論“重述”來重新理解和建構既有的社會科學命題，更要通過比較政治研究、尤其是可比較的發展中國家研究，切實更新我們指向未來的知識系統建構。

　　在中國思想界，已經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這樣的政治共識：中國需要由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構成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中國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并不意味要與既有的話語體系徹底決裂和割舍，事實上沒有必要也做不到，而是要在對話基礎上兼容并蓄，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說話方式和思維方式。作為社會科學最古老也是最基礎的學科，政治學有著不容推脫的責任，為重述、有效建構中國的社會科學作出應有的學科性貢獻。

　　社會科學的性質與中國經驗的挑戰

　　由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組成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是先賢們對特定國家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經驗的觀念化建構。冷戰時期的國際社會科學更是直白的意識形態學，東西方莫不如此。這樣，問題來了：如何解釋今天的中國？中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如何判斷中國的發展成就，卻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方認為中國錯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既有觀念；一方認為中國是對的，但理論上又無力解釋。兩者都反映出我們在觀念和話語上的欠缺，社會科學范式的重建勢在必行。

　　流行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利為中心的社會中心主義；一類是以官僚制為中心的國家中心主義。在兩類話語體系中，社會中心主義基本上是英、美兩國經驗的產物，其中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利的核心是商業集團。英國建國當中有兩個因素：戰爭和貿易，其中海外貿易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美國從最早的十三州到西進運動，都離不開實業家集團的力量。美國是先建立醫院、學校、教會，最后才建立政府的。因此，英美的經驗突出了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利至上，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以個人權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國家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則主要是從黑格爾到馬克斯·韋伯等人以德國經驗為核心建構起來的。法國、德國和日本是一套組織體系，這些國家官僚制非常發達。

　　應該說，這兩類話語體系對應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現代化經驗。第一波現代化是英國和美國，靠商業集團來推動；第二波是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德國、日本、俄國等，靠官僚制為中心的國家來主導。這些國家的現代化起點都有標志性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俄國的廢除農奴制改革、德國的統一戰爭等。問題在于，在整個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當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現代化的經驗，沒有后發國家現代化的話語經驗。比如，俄國在1917年二月革命時，國家組織已經癱瘓，是政黨——布爾什維克成為國家的組織者。同樣，現代中國既不是靠商業集團，也不是靠官僚制，而是依靠政黨組織起來的。可以說，政黨組織國家是第三波現代化國家的一個基本路徑。如果基于第一波、第二波現代化國家的話語和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那肯定是錯的。

　　因此，中國的社會科學需要特別重視政黨研究。對此，我曾提出過政黨中心主義的概念。政黨中心主義是個歷史范疇和客觀存在，其內核、邏輯都不是簡單提出問題就算完成任務了，都需要建構。很多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為它們有多好，而是因為國家強大，觀念是物質實力的副產品。然而，學者中存在很多“觀念戰士”，他們習慣于用來自西方經驗的書本知識比照現實中的所謂對與錯，而對與中國更有可比性的發展中國家視而不見，或者根本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