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魂、中體、西用”論強化民族文化主體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學界對“馬魂、中體、西用”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您提出這一理論的基本內涵是什么，比如“馬學為魂”之“馬”是指什么，“中學為體”與清末張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學為體”又有什么區別？

方克立：“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句話講的是馬、中、西三“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化綜合創新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馬學為魂”之“馬”，首先是指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次是指堅持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道路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持社會主義價值觀和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的價值立場。我認為這兩點是馬克思主義中最本質的東西，最具有“靈魂”意義的東西。有人把“馬學為魂”之“馬”曲解為某種具體的學說或某個人的思想，那不是我的觀點。

我說的“中學為體”之“體”，不是“道體器用”之“體”，而是“器體道用”之體，不是作為精神指導原則之“體”，而是作為文化發展載體之“體”，講的是民族文化的主體性。這就與清末張之洞等人以孔孟之道和“中國之倫常名教”為“體”的觀點鮮明地區別開來了。我用 “運作主體”、“生命主體”、“創造主體”、“接受主體”四個概念集中闡明和論證“中學”（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尤其是“接受主體”這個概念，它不僅是對西學而言的，也是對馬克思主義這種外來文化而言的。如果沒有中國文化這個接受主體，如果不被中國文化所接受，再好的外來文化也不可能在中國發生任何作用，不但不能起“他山之石”作用，更不可能起到引領時代思潮的指導思想作用。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馬魂、中體、西用”論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強化了民族文化的主體性。

“西學為用”的意義比較明確。張岱年先生曾經指出：“中華民族是建設社會主義中國新文化的主體，而社會主義是中國新文化的指導原則。科學技術等都是為這個民族主體服務的，也都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他講了兩個“服務”，而我也講到過 “西學為用”的兩重含義，指出它既是對于作為指導原則的馬克思主義來說的，也是對于作為接受主體的中國文化來說的。對于指導原則來說，它是“應事之方術”，即原則的具體應用；對于接受主體來說，它是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也就是說，它有“道體器用”之“用”與“器體道用”之“用”兩重意義。

馬魂、中體、西用”論的范式創新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提出“馬魂、中體、西用”論的問題意識很明確，就是力圖正確解決文化綜合創新中的中、西、馬關系問題。這里的一個難點是需要突破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傳統思維模式，用“魂、體、用”三元模式取而代之。已有學者指出這得益于您長期關注體用范疇的研究，對中國傳統哲學范疇的理論價值和內在限制都有比較清楚的了解，所以才能根據現實需要與理論邏輯提出新的思想范式。請您介紹一下在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方克立：我在1984年發表了《論中國哲學中的體用范疇》（《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一文，對體用范疇的多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作了一些考察。1987年寫的《評“中體西用”與“西體中用”》（《哲學研究》第9期）一文，已把注意力集中到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體用之爭，指出爭論雙方使用的體用范疇含義并不一致，因此就沒有實質上的針對性。比如，晚清張之洞等人所講的“中體西用”，“體”是指萬世不變的精神指導原則，“用”是把原則“舉而措之天下”即運用于具體實踐，這是一種“道體器用”的觀點。李澤厚的“西體中用”論則是以包括生產方式、日常生活在內的社會存在為“體”，而以“西體”運用于中國、取得“中國化”的形式為“用”，這顯然已回到崔憬、王船山等人的“器體道用”論。

張岱年先生對中西文化體用之爭中存在的問題看得很清楚，他意識到分歧正是在于對體用范疇的含義理解不同，但他還是試圖把中、西、馬三“學”放在體用二元模式中來說明，因此有些關系難以講清楚。比如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話中，他把中華民族主體性與社會主義指導原則都放在“體”的地位，而科學技術等是為這兩個“體”服務的。其實兩個“體”是不一樣的，一個是“道體器用”之“體”即主導性之“體”，另一個是“器體道用”之“體”即主體性之“體”，他沒有把二者適當區分開。我曾經講過，張先生的這個表述離“馬魂、中體、西用”論其實只有一步之遙了。我是在他上述思想辨析的基礎上，引進“魂”這個概念來表示作為精神指導原則的主導性之“體”，而用“體”這個概念專指作為文化發展載體的主體性之“體”。把兩個不同含義之“體”區分開來，運用到我們討論的問題上，就把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魂”）與中國文化主體性（“體”）擺在既有區別又有機統一的關系中了，而處理好這個關系正是中國現當代文化能否健康正常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