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把握“現代城市”的結構性力量

對結構規定性的重視，是社會學的基本出發點之一。對于作為現代人類社會最重要的聚居形態的“城市”，如何把握它對于社會形態以及人類生活等等實際具有的結構性力量，是社會學者面臨的一大課題。

“城市”在歐洲歷史上，曾被視作“自由”的同義詞，它也被認為是現代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的重要源頭。但是，伴隨著產業革命、資本主義體制和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城市已經變身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基地和政治統治的中心。現代城市不僅受到現代國家、市場以及社會的諸特性的影響，它自身的結構也構成了國家、市場、社會及其相互間關系變動的特殊驅動力和規定力量。關于現代城市的基本特征、城市生活的本質屬性、以及現代城市社會的演變趨向等等，各國學者已有大量的分析和揭示，筆者在此試作一個大致的歸納。

（1）首先，資本在現代城市登堂入室，成為支配城市運行的最重要的邏輯之一。“城市發展”本身不僅不能消除或減少社會不公，相反它可能給社會帶來更為深刻的貧富分化和社會沖突。由空間不公、住房不公以及種種社會排斥而造成的制度性、結構性的貧困，以及由全球化帶來的發展國家的農業衰落、人口轉移等等，使得城市貧困問題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已成為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隨著土地、勞動力、貨幣等成為大宗商品，市場開始凌駕于社會生活之上。且由于土地開發、住宅建設、空間更新等等越來越成為城市尋求經濟增長、保持經濟活力的重要方式，城市本身也就越來越成為資本及國家的重要的經營對象。在此過程中，借助著資本邏輯的擴張，城市作為空間（space）、土地(land)等的一面（即作為經濟形態的一面），對其作為地方（place）、作為社區(community/neighborhood)的一面形成壓迫。

（2）現代城市的另一個基本特點，是國家權力的長驅直入。①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傳統歐洲城市的獨立的司法系統和防衛系統被國家機器所整合。國家憑籍一整套現代官僚制度，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方位的支配管理系統。②而工業社會的技術變遷，正便利政治干預的重要性逐漸增加--社會的復雜體需要有集中的決策及程序上的控制，國家于是逐漸變成社會形構的驅動力。就象卡斯特爾指出的那樣，在后工業時期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政權已成為一股凌駕于社會生產方式之上的獨立力量，并直接影響著城市發展的進程。③由于社會面臨來自于市場的破壞，貧困階層更受到資本的壓迫，社會需要通過國家公權力實現自我保護。由“濟貧”開始，國家對市民實施種種社會福利保障，由此也開始對社會形成生活干預的制度化。不僅如此，在經歷了一次次經濟危機之后，國家也開始直接干預市場。在扼制資本/市場的同時，國家對市場實施控制甚至壟斷。④城市被視為是一個組織起來提供每日生活所需各種服務的系統，并且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國家的指導／控制。集體消費（也就是國家中介的消費過程）既成為都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根本，同時也成為人民與國家的主要關系。城市被重新界定為在資本積累與社會分配之間、國家控制與人民自主性之間矛盾和沖突的焦點。

（3）此外，現代城市的“社會”與“國家”間的關系亦區別于歐洲古典城市。在現代國家，城市間、地方間的政治/經濟壁壘被民族國家所打破，古典城市中的“市民”身份也被現代國家的“國民/公民”身份所吸納。一方面市民的私人財產權受到國家普遍、平等的法律保護，市民以國民身份享受普遍的社會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市民作為“國民/公民”，在國家和城市的政治生活中擁有民主選舉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普遍的平等權利，并對國家和城市政治共同體負有相應的義務、責任。

（4）在后福特主義時代，跨界分工的產業全球化浪潮推動了世界經濟秩序和空間格局的重組，城市也隨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擁有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此過程中，后發展國家的國家及其地方政府/城市政府，為了吸引外國投資，會迎合制造業全球大轉移過程中全球資本對廉價勞動力、低價土地、勞動者權利低保障、乃至環境污染的法律低門檻/低成本等等的需求，競相打造以服務業、金融業、流通業等等為特色的、面向全球化的城市。城市成為政府和資本聯手經營的經濟產業、全球經濟網絡中的重要結點，也成為“全球資本”與“國家”及“地方/城市政府”歡聚一堂的客廳。在此過程中，經由各種各樣的全球開發項目，包括東歐、中國以及東南亞、拉美各國等在內的經濟后發國家，紛紛開始形成國家、社會、經濟等的重組。

如前所述，資本與國家的力量擴張，構成了現代城市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和重要特征。而與此同時，現代城市作為人類的聚居形式，它所具有的種種既不同于鄉村社會、也不同于古典城市社會的形態特征，也使得它具備特殊的結構性力量，這種力量與現代的科學技術手段等等相結合，如下所列，它們為現代國家對城市社會、對人們日常生活的支配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條件。

現代城市普遍建立起越來越精密的空間系統、空間秩序。城市的地理空間本身的生產，相當程度已經是由集體的政治決定并控制。國家也已經不再只是一個理論或一個意志，而已經成了一種具體的社會機制。城市的空間形態變得越來越規劃化，它們邊界清晰、權限分明，其功能性也越來越強。城市政府及其專業部門憑籍對所有住宅、道路、商業空間、公共空間等的高度專業化、技術化的規劃和管理，得以對城市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實施高效的干預和治理。

由國家及產業機構等在城市組織起來的越來越膨大、嚴密的組織系統，包括行政管理系統、產業系統、文化系統和市民身份系統等，將所有城市居住者吸納、籠罩其中。在現代型的城市社會系統中，所有的人，必須獲得城市政府所規定、所認定的合法身份，然后被登錄，被管理。在城市生活中所有人都被編入各種組織系統和生活管理系統中。

現代城市生活秩序的運行和維持，高度依賴于分工嚴密的、科層制化的專業管理系統。從住宅、媒水電等基本生活資料的供給，到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安排，市民的基本生活依賴于國家對社會資源的有效調配，以及對全社會各個系統的高技術管理。壟斷生產、單位標準、公權力凌駕于被治理者之上的城市公共服務部門的管理模式以及福特主義的城市模式，讓不同社會群體的不同生活需求受到忽略。近年來，隨著市民參與市政建設運動的興起以及各種新城市理念對舊模式的批判質疑，這種模式正在被歐洲各地的城市逐漸打破，出現了許多替代型的服務體制，各種“多元化”的模式開始被實踐。

在現代城市中，政府及其專業部門在對土地、空間、道路、住房等等的規劃及其分配中普遍地握有主導權甚至決策權。城市政府為了城市經濟的發展效益、自身利益、或特殊社會集團的私利等，越來越傾向于不顧市民的反對，強行實施土地的開發或空間的更新。這樣的城市規劃、城市開發成為現代城市的社會危機之源。與此相對應，以城市權力系統及其開發資本為對象、旨在抵抗開發運動的都市社會運動越來越成為市民參與政治過程、保護社會生活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在現代城市社會中，以血緣、地緣等為基礎的傳統的家族、近鄰共同體趨于解體。隨著社會交往的碎片化，以及生活空間的封閉化（gated, closed），人們的生活越來越趨于個人化、私性化，個人成為原子化的“大眾”（mass）。市民共同體和自發組織的弱化，使得個人的生活安全越來越依賴于國家的保護。作為對這種狀況的反彈，如今，市民開始致力于在國家之外建立以身份認同為基礎或以具體功能為目標的各種社會團體，“重建共同體”成為現代城市的社會建設理想，社區自治運動也成為市民保護社會的重要形式。

結 語

我們知道，伴隨著工業化、貿易國際化、近代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明及其相關系統的形成，“現代城市”曾對世界各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上所述，在今天，國家已經成為現代城市的重要主體和主要的發展驅動力，而城市的結構性力量也為國家提供了介入資本市場、支配社會生活的極為有利的條件（與此同時，“社會”的力量及其新的可能性也在不斷顯現）。而在當前的中國，城市的興起，無論是對于國家主導的資本市場的形成、還是對于國家政治權力系統的強勢重建，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時變動中的社會以及人們的價值規范和日常生活，也受到相應的形構。所有這些，對社會學者無疑構成了挑戰。當然，它們也為有志于研究社會、生活以及國家－市場－社會關系等的各學科的學者提供了廣闊的學術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