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毫無疑問，當代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非常發展階段，而且，這一社會轉型有著非同一般的復雜特征：它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因而具有嶄新的探索性特征；它展示出世界歷史上罕見的發展速度和能量，因而具有非常規或者超常態的“加速拐彎”的階段性特征；它不僅持續加速，而且在多方面、多層次，以多方式不斷“變速”“拐彎”，因而具有多維度疊加轉型和連續變速轉型的共時緊迫效應。這一特殊的社會歷史情景是我們分析和反思當下誠信危機的基本社會背景。

五千年的中華民族歷史充滿各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社會發展“大變局”和“急拐彎”，幾乎每一次重大的社會轉型都伴隨著社會誠信和社會信任的重大考驗。1949年誕生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疑是最具歷史轉折意義的一次，它不僅終結了鴉片戰爭以降中國社會動亂分裂的政治格局，使中華民族重新走向統一團結的社會主義嶄新時代，而且也使國家和人民有了共同而真實的信念體系，重建了中國現代社會主義社會統一團結的社會信任基礎。因此，我們常常將之形容為“開天辟地”的偉大轉折。同樣，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也是一個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誠如毛澤東主席所說的，“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因此我們只能一邊借鑒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做法，一邊不斷探索、不斷修正、不斷創造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方式。這期間，極“左”思潮的極端影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社會經濟發展，而且也嚴重傷害了社會信任的政治基礎和倫理基礎：“假、大、空”和“無情斗爭”的濫用，造成了我們社會誠信倫理根基的動搖和整個社會的信任危機。在“文革”后的三十余年里，我們的探索、修正和創造終于步入健康合理的發展軌道，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構成了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經驗，堪稱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劃時代社會轉型。

這一次劃時代的社會轉型之所以可以稱為空前壯舉，是因為它不僅具有全新的探索和創造意義，而且展示了超常的“加速拐彎”的速度和能量，即使一次又一次的地區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和罕見的重大自然災害，也幾乎沒有減緩其速度和能量。然而，這一時期的社會轉型終究是在“十年文革”的嚴重社會災難中起步和加速的。這一背景給當下的社會誠信危機埋下了不可忽視的隱患：其一，“十年文革”的政治災難深刻地傷害了我們這個社會的信任基礎，尤其是傷害了我們社會的政治信任和人際信任，為爾后社會誠信的維護和提升留下了隱患；其二，這一時期急速啟動并不斷加速的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不僅迅速加劇了因市場經濟本身的自發性力量所導致的經濟差異和社會不公，而且因為前期經濟資本的不足和社會政治信任的隱患，使得這種不斷加劇的經濟差異和社會不公，成為了社會信任和社會誠信基礎始終潛在的分解力量，而非社會信任和社會誠信的積極的黏合劑；其三，“加速拐彎”式的社會轉型使我們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實踐的初始階段，來不及為這場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改革的偉大實驗提供足夠充分的社會政治法制預備和文化價值觀念的精神資源儲備。如果說，通過創造性地開辦“沿海經濟特區”并實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社會策略，我們較好地解決了啟動市場經濟的資本短缺問題，因而堪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偉大實踐的成功經驗，那么，在社會政治法制和文化價值觀念等非經濟領域，我們卻缺少這樣的有效策略和戰略，因而也缺少這樣的成功經驗。重要的是，這些缺乏或者不足直接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瓶頸。例如，社會秩序脆弱，文化精神資源不足，經濟交易擴張不力，加上不時爆發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以及商業社會世俗化和功利化的某些極端市儈力量的沖擊，使得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后勁不足、差異和矛盾加劇或者社會不公加劇、發展成本加重等多重困境。

所有這些，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社會的信任基礎，這是造成當下中國社會誠信快速下降滑坡的主要原因。通常而言，社會轉型時期往往也是社會發展的高風險時期，因而，社會經濟轉型需要超常態的社會政治法制條件保障和文化道德資源供應，以盡可能地降低社會轉型所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諸如，建構旨在強化社會秩序和穩定的法制系統；社會思想和文化價值觀念先期調整和預備；道德倫理規范的更新與健全；等等。可是，我國近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實踐總體上都或多或少具有“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性和實驗性特點，未能臻于未雨綢繆的理想狀態。具體地說，因為相應的社會法制體系建構的滯后和相關司法實踐的不力或欠缺，日趨加速和擴張的社會經濟活動中逐漸增多的失信乃至欺詐行為未能得到及時和合法的制止、校正；相反，大量經濟欺詐行為和商業不誠行為得以獲取高額利潤，造成經濟社會生活中的非經濟倫理的暴利效應，以致造成競相效仿、爾虞我詐、屢禁不止的惡性循環局面。有統計數據表明，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的商業合同履約率還不到百分之十。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這種失信和欺詐的惡性循環不僅極大地傷害了社會誠信的基礎，而且造成社會正義局面的日漸脆弱，最終有可能危及包括國家政治生活在內的整個社會生活秩序。此其一。其二，政府權力機構和公共管理部門因無法可依，或者執法不嚴、司法不力，抑或因自身政治文明建設的滯后，面對不斷加速擴張的市場交易和商業浪潮的沖擊，出現政治權力難以抵御金錢誘惑，從而出現嚴重的權錢交易等權力腐敗現象，公職人員和公共部門的腐敗甚至一度呈蔓延難止之勢。這一事實的嚴重性在于，它不僅大大降低了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門的社會公信度，而且客觀上助長了社會生活中的不誠之風，以至于多數人相信，解決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門的社會公信度問題已然成為我們解決整個社會誠信缺失的關鍵。這迫使我們的公共權力機構和管理部門不得不重溫荀子的“誠化萬民”的至理格言，不得不重溫《中庸》的政治倫理教誨：“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如此，方能“為天下之國家”。其三，作為上述兩個方面的連帶效應，社會信任程度的沉降也不可避免地帶來我們社會中人際、群際、區際、行業之間和社會層際之間的諸種信任危機，作為良序社會之政治倫理基礎的人格誠信品德、人際誠信倫理、職業誠信道德和社會政治倫理信任都受到嚴重削弱。而這一切正是處在加速拐彎的社會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最值得關切和警惕的社會風險所在！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和我們自身實踐的教訓表明，加速拐彎式的社會轉型往往是社會風險最高、社會問題最多，因而對社會政治條件的要求更高，對道德倫理資源需求更為急迫、更為強烈的關鍵時期，一如加速拐彎的列車必定離心力更大、顛覆風險更大，因而對穩定把握和行駛秩序的技術要求更高一樣。也許，我們正在創造一種全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加速轉型社會學，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謹記：值此關鍵時刻，僅僅憑經濟理性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是危險的，還必須具備足夠充分和正當的政治理性和道德實踐理性，也就是將社會的正義秩序和國民的誠信美德置于即使不是優先于經濟效率、也必須與經濟效率同等重要的社會發展的戰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