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我國的發展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而改革正處于深水區、疲勞期和膠著狀態。要在種種制約下促進經濟社會健康持續發展，就必須抓住可選擇的制度創新及相對優勢因素不放，面對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現實問題實施既具遠見卓識、又重可操作性的高水平應對方略。本文對于若干項重大問題作出基本分析認識，并提出相關的對策思路與要點。

　　現階段，我國的改革已處于深水區、疲勞期和膠著狀態，經濟社會發展在延續“黃金發展期”態勢的同時，也面臨諸多矛盾凸顯、各種挑戰日趨嚴峻的態勢，社會、經濟的整體轉軌正在經受歷史性的考驗。只有把握好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物質條件的提升與機制的轉變、發展中的戰略與策略、基本民生與綜合民生、惠民生與強民權、經濟改革與全面配套改革等基本關系，妥善處理好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才能使以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偉業，沿著正確的路徑不斷推進。

　　一、我國應爭取今后延續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GDP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8%，這一現象被世人譽為“中國經濟奇跡”。對于這一經濟奇跡的成因，一些專家、學者曾從不同的視角進行過分析。我認為，在充分肯定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的前提下，可具體分析認識在市場取向和開放環境中，中國作為一個其他經濟體很難比擬的特大市場，屬于一個“巨國模型”。在這個“巨國模型”之中，我國要完成彌合二元經濟的現代化轉變，必須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與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高科技化)緊密結合，一方面必然會釋放大量的投資需求，進而帶動消費需求，另一方面，除國內市場所產生的供給之外，還可以通過經濟手段從全世界獲取供給，與世界市場銜接互動，從而在彌合二元經濟中形成良性互動的大循環，以維持經濟長期較高速增長。30余年的成長，正是這一套經濟關聯形成發展實踐中“增長奇跡”的生動寫照。此外，“人口紅利”(“撫養比”的下降和低位)、低廉勞動力優勢、“適用技術”的推廣、“雙軌制”、“漸進式”改革路徑、政府“壓縮餅干式”強力推進和“地方競爭”機制，以及國人吃苦耐勞、講勤儉、重儲蓄的特色傳統等因素，等等，都對國民經濟維持這種高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國如何才能再爭取20年左右的平穩較快增長？阻礙或支持這種平穩較快增長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一方面，在“歷史的新起點”上，將伴隨著一些原來增長過程的“終結因素”(導致潛在增長率降低、經濟增長下行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是人力資本制約。人口紅利經過頂點之后，將面臨向下的收斂趨勢，我國社會也將進入所謂的“未富先老”的狀態，原來這方面支撐發展的力量將變成人口老齡化的向下拖拽的力量。與此同時，低成本勞動力相對優勢將逐步消失。二是資源環境制約。資源和環境這兩塊短板，是伴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整個過程的硬約束。特別是由于大宗原材料與能源定價力量的缺失，導致中國在資源博弈的國際市場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局面。大宗物品、基礎產品價格上升，給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很大壓力。同時環境問題迅速上升，一些地方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近極限。這種資源與環境壓力還表現為若干發達地區原來那種依靠土地批租方式取得大宗收入支持本地實施發展戰略的模式也隨著“地皮”限制而難以為繼。三是從生產力物質層面上升到人際關系、生產關系層面的一些制約因素的凸顯。例如，分配關系、財產關系以及所帶來的人際關系、社會問題的矛盾壓力。這種制約實際上往往把我們處理經濟問題的可能邊界與彈性空間大大壓縮了，使經濟問題更容易“政治化”，面臨的風險和壓力增大。四是原行政、政治體系中某些因素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適應程度明顯上升。諸如此類的各種因素的交互影響、綜合作用，將會給我國經濟社會運行帶來很大壓力和制約。

　　另一方面，在我國經濟發展中也存在一些能夠對沖下行因素的力量。首先是城市化率的上升所帶來的成長效應。按有關部門的統計，雖然我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0%城市化率達到50%，通常意味著城市人口的數量超過了農村人口。但由于這一統計把城市中居住半年以上的人都涵蓋在內，實際上這部分人因戶籍限制并未享受到城市的一些公共服務，因而許多學者認為這并不是一個“實打實”的數據。這個標志性的臨界點，但根據其他經濟體的經驗，城市化要一直上升到70%-80%的區間才會相對穩定下來。城市化率的繼續上升，必然會帶動物質產品加上金融資產合在一起的資本潛力的進一步釋放，并帶動人力資本、土地資源資本化等諸多潛力的進一步釋放。特別是人力資本潛力的釋放，對于經濟的繼續上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其次，貫徹科學發展觀、走創新型國家之路中“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作用。作為國家的大政方針，走創新型國家道路必將具體落實到一系列的運行機制和重大項目中，從而使新興產業發展帶有明顯的高科技化、技術密集等特征，并促進傳統產業也實現必要的升級換代。其中，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和勞動者等三大生產力要素與科技之間，并非表現為簡單的并列、加總關系，而是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乘數關系，即三大要素之上應該施加一個科技的乘數，科技以乘數作用使生產力升級換代進一步解放，從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水平。這顯然也是一個能夠對沖下行因素的重要力量，體現的正是后發優勢。

　　第三，中國現實生活里的政治周期因素。今年秋冬即將召開黨的十八大，將解決中國決策當局又一十年左右的高層人事安排問題，這可為全面優化中國的中長期發展創造穩定的政治環境，其正面效應將會維護發展局面和支持新一輪改革創新。

　　第四，在“頂層設計”下上下互動取得配套改革的紅利。這是值得我們積極爭取的、可使中國經濟繼續成長而全要素生產率繼續提高的重要因素。例如，僅就新一輪“價稅財連動”改革中的資源稅改革論，其效應決不能僅從財稅視角來考慮，而需要將其上升到整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高度來認識。資源稅改革雖只是諸多改革任務中的一項，但它具有多重的正面效應，即形成長期、可持續的節能降耗杠桿，建設“兩型社會”合理的“內生性”制度安排，以及構建科學的發展機制，助益地方稅體系建設和省以下分稅制落實，等等。同時，它還將引發行政體制、社會管理體制等配套改革，從而產生緩解矛盾對沖經濟制約因素的力量。諸如此類的這種配套改革的紅利，將在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大量出現，并在促進改革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積極作用。

　　第五，“社會管理紅利”。在攻堅克難的配套改革中，決策主體、管理主體與社會公眾更為有效的互動，通過不同利益集團在“共和”概念下的良性博弈，尋求最大公約數，這方面顯然具有目前尚發掘遠遠不夠的巨大空間。充分利用這種空間，也就是化解矛盾以提升和諧度、可持續性和全要素生產率。這是十分值得努力爭取的一種“社會管理紅利”。

　　總之，我國加快發展方式轉化勢在必行。雖仍面臨著諸多困難和矛盾包括長期不確定性的問題，但在通過宏觀調控等措施于短期內避免較大問題發生而維護穩定的同時，如果實質性堅持改革創新，積極穩妥處理好各種矛盾和大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與后來居上的潛力，我國仍能抑制導致經濟下行的因素，再爭取二十年左右的“黃金發展”高速增長期(年均速度的適當走低，如回落到年均7%左右，屬于必要的、正常的漸變，仍屬于“又好又快”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