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錦芳，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文獻研究中心、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主要是關于馬克思原始文本、文獻的研究，是這一領域“文本研究學派”的代表之一。主要著作有《哲學原論——經典哲學觀的現代闡釋》、《哲學形態的當代闡釋》、《超越“后發展”困境》、《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程》、《清理與超越——重讀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礎與方法》、《批判與建構——〈德意志意識形態〉文本學研究》。

　　《剩余價值學說史》在馬克思幾經變動和修正的經濟學著述撰寫計劃中屬于“歷史文獻部分”或“理論史”，恩格斯曾計劃把它編成《資本論》的第四卷，后來考茨基以這一書名整理出版了馬克思的這部分手稿，在此基礎上，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又做了比較大的修訂。《剩余價值學說史》不只是一部單純學說史，就其思想內容來說，更應視為《資本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眾所周知，在馬克思的代表作《資本論》的四卷結構中，前三卷被稱為“理論部分”，第四卷則被視為“理論部分”的“歷史部分、歷史批判部分或歷史文獻部分”。然而，就寫作的具體情況看，《剩余價值學說史》并不是單獨寫作的，而是與《資本論》的其他內容混同在篇幅巨大的、后來被稱為《1861-1863年手稿》之中。

　　從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寫作的這部手稿保存在23個筆記本中，約200個印張，馬克思給它們標上了通貫全稿的頁碼：1-1472頁。這部手稿或多或少觸及到《資本論》前三卷的所有問題，但這些問題很多不是按照后來定稿的順序先后寫出的。馬克思在寫作過程中，理論闡釋到什么地方，理論史的梳理就跟進到什么地步。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馬克思的原始考慮中，《剩余價值學說史》也不是單獨成冊的。1862年末至1863年初馬克思形成的《資本論》的結構只有三冊，他當時把理論史部分分散安插到各冊之中。到后來，隨著理論問題的盤根錯節，邏輯順序的反復斟酌，思想敘述的集中性考慮和文稿篇幅的平衡問題等等，使馬克思逐步有了把理論史部分從《資本論》三冊中分離出來的想法。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全部著作分為以下幾部分：第一冊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冊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冊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四冊理論史。”

　　對《剩余價值學說史》原始寫作狀況的這一簡單梳理以及它在卷帙浩繁的《資本論》手稿中地位的甄別，使我們看到，一方面，理論史對于馬克思的理論創作來說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而是理論難題廓清和解決的前提條件。我們知道，剩余價值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而出現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在不同的層次上、從不同角度對它的起源、表現、本質和變動的規律作了探究，馬克思對此是不認同的，因此《資本論》所完成的理論建構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實質性超越。但它不是另起爐灶，從新開始，而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開辟的問題域中各個突破，進而實現整體超越。這樣說來，在理論所關涉的每個問題上辨析毫芒，甄別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原始意旨、他們對這些問題如何推進又怎樣重蹈誤區，就成為進行新的思想創建的前提；而以史的方式把對問題的不同理解連綴起來進行敘述和評論，又會勾勒出一幅古典政治經濟學史連貫而完整的圖景，把馬克思所實現的理論創新置于這一思想史的進程和圖景中，更能顯示出其獨有的價值和意義。可以說，這種理論史的梳理為馬克思的理論建構廓清了思想前提，研究整部手稿仿佛走進了馬克思的“思想實驗室”，在這里可以看到馬克思經濟學的創立和錘煉過程。

　　另一方面，理論問題又統攝著理論史的方向、線索和邏輯。馬克思考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各派理論，并不是按嚴格的歷史的（編年的）順序梳理的，而是按照理論問題來選取思想史材料，進而作出分析的。無論是對學派演變還是對理論發展的梳理，這部手稿都是圍繞著政治經濟學核心問題——剩余價值問題進行的，也就是說，考察的是剩余價值學說史以及與此相關的學派發展史，而不是一般的經濟學史。馬克思感興趣的是，某個經濟學家在剩余價值問題的研究上作過哪些貢獻，處于何種地位。因此，材料的安排和敘述總是圍繞對理論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來進行，按各個人的理論（或某人的某一方面理論）在學說史上的地位來安排的。理論問題既確定了理論史所關涉的大致輪廓和方向，也規約著思想發展的進程與線索。而理論統攝下的理論史的清理既揭示出思想演進的邏輯，也促進了理論本身的進一步發展。這樣，理論史的清理與理論本身的建構之間呈現出一種良性互動，使馬克思的敘述達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和水準。

　　《剩余價值學說史》的寫作并不僅僅只是對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與邏輯相一致”方法的佐證，更蘊涵著深層的“歷史闡釋學”的價值。研讀馬克思留下來的文本我們會發現，他真正完成了的、成型的作品遠遠少于未完成的著述，絕大多數是筆記、手稿以及計劃寫作的著述的準備稿、過程稿、修正稿和補充稿。馬克思為什么要對自己的文稿反復斟酌、再三修改？這里不只是關乎他當時是否建立了獨特的理論、思想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他更多地考慮到的理論如何表達和思想怎樣闡釋的問題。馬克思當然堅持歷史存在的客觀性和規律性，但歷史以怎樣的方式顯示自己的存在？對歷史如何敘述才能顯現出其當代意義？源于時代境遇和社會實踐的理論又如何表達才能顯示其真正的意旨？所有這些都關乎“歷史闡釋學”的重要議題。20世紀歷史哲學把研究重點轉向了諸如此類的歷史表現、歷史想象、歷史隱喻、歷史理解、歷史敘述、歷史方法、歷史寫作等領域，從而大大超越了19世紀的思維；馬克思以其豐富的文本寫作實踐觸及到當代“歷史闡釋學”的這些問題，并且在其闡釋中蘊涵著大量有價值的創見，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究、挖掘和提煉。

　　（上期《重讀〈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見2012年3月30日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