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國剛，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編《資治通鑒》紀事本末”首席專家、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文科資深教授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數千年來傳頌不絕，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特征。日新又新，是人生的進德修業，是國家的革故鼎新，也包含著文化的返本開新，更升華為一種與時俱進的哲學境界。

進德修業的“日新”

《論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習的內容不僅是知識和能力，也包含品格、道德和情操的提升。對莘莘學子而言，努力學習、不斷進取，乃是人生正途，也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本義。歷代的家教、家訓、家規，無不在這方面加以引導和弘揚。于是，懸梁刺股、鑿壁偷光等故事家喻戶曉，與唐詩宋詞一起成為啟蒙教育的素材，也成為我們兒時記憶的一部分。可以說，自強不息的精神本色浸潤在中國古老的傳說中。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后羿射日，都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不畏艱難險阻的崇高品質。

“日新”也體現在對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王陽明在龍場驛悟道就是很有名的例子。明代正德年間，王陽明被貶貴州龍場驛。在龍場驛安靜而艱苦的環境中，他反復思索推敲，終于一朝徹悟，創造了陽明心學，使宋明以來的理學思想進入一個新境界。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連續性的本質是持續的傳承與持久的創新。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著獨特的知識創新軌跡：漢字、中醫、京劇等國粹；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與火藥等科技；漢賦、唐詩、宋詞等文學；科舉考試、察舉征辟、郡縣民本等治國經驗與制度創新。王國維先生曾經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揭示了中國文學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獨特風貌與卓越成就。唐代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詩人們以豪邁的筆觸描繪盛世景象，抒發壯志豪情，讓唐詩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個高峰。到了宋代，兼容婉約與豪放風格的詞體成為文學的主流。元代社會動蕩，文人仕途受阻，雜劇和散曲成為他們抒發情感、批判現實的重要方式。元曲以通俗易懂、貼近生活的特點，受到百姓的喜愛。明清時期，伴隨商品經濟的繁榮和市民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一批偉大的小說以宏大的敘事和豐富的人物塑造，對社會進行了細致而深刻的書寫。這些不同的文學形態，是不同時代精神的產物，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學的璀璨星河。

“日新”精神不僅在文明的詞典里，而且存在于人生實踐、社會生活之中。“日新又新”要求個人不斷反省、改進，追求道德與智慧的提升。這種持續進步的態度有助于個人在道德、學識和能力上不斷突破。“日新又新”還意味著要不斷更新知識，跟上時代發展。創新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只有不斷創新，才能在競爭中保持優勢。無論是科技、文化還是制度，歷史上的進步通常源于對舊有模式的突破，只有不斷更新，社會才能保持活力。

政治變革的“日新”

“日新”也是文明的更新，始終伴隨著中國歷史發展中革故鼎新的步履。根據司馬遷《史記》的譜系，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經歷顓頊、帝嚳、堯、舜，至于夏禹以及夏朝的建立，華夏文明誕生。黃帝至堯舜的禪讓制到夏啟立國的家族世襲是重大的歷史轉折。

夏商周文明具有繼承性和連續性，也有損益和變革的一面。孔子在《論語·為政》中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在這里，“因”展現的是延續，“損”則體現了變革。比如，殷人崇鬼而周人尚德，在因革的過程中表現出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制度。而無論是伊尹輔佐商湯，還是周公在西周建國中創建禮樂文明，都標志著時代的變革。“殷周革命”在《周易》那里，就是“革故鼎新”。

西周禮樂文明燦爛輝煌，接續的東周即春秋戰國卻遭遇衰敗，禮崩樂壞。革故鼎新再次成為時代要求。從管仲到子產，從李悝的《法經》到胡服騎射，各個方面的改革前后相繼、此起彼伏。其中，商鞅變法影響最深遠。商鞅變法從富國強兵的現實需要出發，其革故鼎新的范圍涉及土地制度、農業政策、科技種田；涉及人事制度、法治措施、郡縣制及其以下的基層政權建設；涉及軍事組織、武器裝備以及軍功爵激勵機制等。大到治理模式的理論探討，小到度量衡標準的統一制定，秦國的變革系統而深入。商鞅變法從實踐和理論上推進了革故鼎新思想的深化與弘揚。“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革故鼎新往往受到慣性和惰性的阻礙，在新的歷史形勢和歷史挑戰中，唯有勇于正視時代問題，順應社會發展規律，才能突破陳法舊政的桎梏。正所謂“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大膽的求變意識、果斷的決策能力和堅定的執行能力，是商鞅變法取得成就的關鍵原因。

夏商周三代的“禮”不一樣，都稱王于天下；春秋五霸齊桓晉文，各有不同的霸業路徑。改革是非常之事，要成就的是非常之功，故需要有非常之人，需要高度智慧。商鞅變法之后，經過120多年的軍事斗爭和政治外交角力，秦始皇終得以在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中華文明從此以大一統的政治體制開創了新紀元。

秦建立以后，如何治理這個大一統的國家卻是一個新課題。革故必須要有鼎新，革故鼎新就是國家治理的探索過程。秦朝的統一只維持了短短15年，繼起的兩漢卻各有200年左右。“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個論斷指明了治國之策的改進重點，即完成從馬上打天下到馬下治天下的政策轉變。

漢初，“黃老無為”的治理方策即與民休息、輕徭薄賦、減輕刑罰。歷經孝惠、呂后和“文景之治”，漢初60余年間，戰爭的瘡痍被撫平，出現經濟繁榮、民殷物阜的康樂局面。漢朝人把秦制與秦政區別開來，革故鼎新不只是王朝的更替，更是制度的更新。在后世的歷史敘事中，秦政“刻薄寡恩”，與周人的“禮義仁德”形成強烈對比。漢朝繼承秦朝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卻改變秦朝“以吏為師”的治理體系，這就是所謂因襲秦制而變革秦治。到了漢武帝時代，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治理體系，并以“獨尊儒術”的教化口號為名。獨尊儒術是為了統一大眾的思想和價值觀，董仲舒說：“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這種治理體系和思維奠定了漢代大一統的政治秩序，不僅政治秩序趨于穩定，社會風俗也得到了教化。

漢武帝的改革是對商鞅變法以來制度沿革的總結與完善。從秦皇到漢武，賡續上古時期中國歷史因革損益的長期成果共同奠定了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制度基礎。漢代以后，中華民族的主體文明——華夏文明，被更清晰地定義為“漢文明”。

開放包容的“日新”

任何一個悠久的文明，不僅要善于整合內部要素，還要能夠應對外部沖擊。漢唐之際，華夏文明受到外部的兩大沖擊——佛教入華的文化沖擊和五胡入華的政治沖擊。而中華文明的應對之道是兼容并蓄、開放包容，繼往開來、返本開新。思想的相互交織、民族之間的交融，讓中華文明始終保持開放姿態，呈現多元一體格局，彰顯出“融同化異”的堅韌特性。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整合了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思想學說。禮法合治、德主刑輔，成為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基本方針。但是，當時的儒家思想在本體論、認識論方面還存在不足，尚未完全滿足民眾對生死、宇宙等終極問題的解釋需求，加上漢魏之際中原政權更迭頻繁、社會動蕩不安，為佛教思想的傳入創造了條件。

佛教的沖擊是巨大的，魏晉玄學所謂“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等辯論，直接挑戰了儒家名教秩序。唐宋之際，張方平甚至說“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為了應對這種局面，儒學思想家們在借鑒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礎上，對儒家的思想內涵進行了更深入的挖掘。韓愈、李翱開其先，北宋五子繼其后，進而發展到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他們努力挖掘儒家思想傳統中的性理之學，援佛入儒，暢談義理心性，滿足漢唐以來人們在思想文化上的需要。由此，佛教不僅實現了中國化，而且補益了儒家思想的不足。亞洲文明的交流和互鑒在唐宋以后的中國結出了豐碩成果，而這些成果是以思想文化領域的繼往開來、返本開新而澆灌實現的。

在全世界范圍內，有過幾次游牧民族沖擊農耕文明的現象，在西羅馬帝國的場域表現為蠻族入侵，在中國中古時代則有五胡入華。五胡入華時期，北方的所謂五胡十六國，以北魏統一黃河流域、南北分裂而結束。5世紀末期馮太后和魏孝文帝推行的“太和改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推行了一系列借鑒中原政權的改革措施，本質是與時俱進的漢化革新，它是重建統一的第一步。北朝的漢化改革掃平了南北統一的制度障礙。6世紀前期“六鎮起義”以及爾朱榮被殺后北魏的分裂，是對孝文帝改革的反撥，也是對改革的消化。“太和改制”以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從正反兩個方面加速了北朝的民族融合，最終為新的中華大一統創造了條件。

隋唐王朝就是“六鎮軍將”后裔建立的新的大一統政權，而且成為中古盛世的高峰。隋文帝的“圣人可汗”尊號、唐太宗的“天可汗”尊號，其實就是胡漢一家的政治文化表現。一方面，漢族文化吸納胡族血統；另一方面，在漢族文化的影響下，胡族政權也實現了“日新又新”。胡漢雙向融合，是中華民族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安史之亂是唐朝歷史的轉折點，也是中古歷史的轉折點。安祿山、史思明先后在洛陽和幽州建都，二人都有胡族背景，其崇奉的宗教是祆教，俗稱拜火教。經過五代時期燕云十六州的割讓，到了兩宋時期，形成了與中原王朝對立的分裂政權，出現了新的南北對峙局面——北宋與遼對峙、南宋與金對峙。從安史之亂到宋朝與遼金對峙，斷斷續續幾百年，是繼南北朝之后又一個胡漢沖突與融合的激烈時期。而遼金政權持續不斷的制度更新，不同程度、因地制宜地推行漢化政策。

完成南北大一統的元朝同樣如此，元朝的行省制度既是對唐宋中書省的傳承，又是對唐宋道、路地方監察體制的創新。從北魏孝文帝、遼圣宗、金熙宗到忽必烈，所有的鼎革之變都指向胡漢文化的融合，都經歷了胡制融入漢制的歷程。北方民族建立統一政權的初期，無不是在中原政權影響下，走出氏族和部落民主制，最終走向中央集權制，總體方向是胡漢融合走向大一統。

革故鼎新是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步履是里。表里互動，始終伴隨著中華民族統一國家的構建過程。元、明、清三朝的革故鼎新，尤其彰顯了多民族國家形成中的守正創新和返本開新。明朝繼承了元朝的許多制度成果，比如元朝首創的重要地方管理制度行省制，被明清王朝所繼承；明朝編修《元史》，使之成為中華民族正史中的一部。當然，明朝也糾正了元朝一些落后的習俗。明朝尤其重視中華主體文化的加強和弘揚，號稱衣冠華夏，在東亞地區有重大影響。

清朝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時期。清朝加強了對包括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和西南地區的統治，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疆域基礎。邊疆地區與中原在制度、文化上存在一定差距，清朝采取了一系列靈活多元的治理措施，既“因俗而治”，充分尊重邊疆地區的制度和文化基礎，又“修教齊政”，鞏固了廣大邊疆地區的政治認同，把“大一統”的內涵拓展到了新的高度。

在中華民族多民族國家的統一進程中，有兩個非常突出的特點：不論是胡族還是漢族建立的政權，都追求大一統下的多民族統一，都將通用的語言文字，即漢語漢字，作為主要的官方語言文字；以中華民族的主體文明，即奠定于漢武帝時代又不斷發展的漢文化，作為主流文化。這不僅充分證明中華民族多民族統一的共同體意識根深蒂固且十分強烈，而且清晰展現了中華文明的突出品格：守正而創新，返本而開新，與時俱進。

五千多年來，中華民族闖過了激流險灘，走過了大江大河，克服了一系列重大的危機和挑戰，始終保持著中華文明的綿延與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用大國的歷史實踐證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依然是我們處變不驚、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局面的大智慧。

“日新”是一種實踐智慧

“日新”是一種實踐智慧，創新育新，只有在實踐的環節才能得到體現。《周易·革卦》有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意思是有擔當、有理想的君子，都善于和敢于在復雜的形勢下突破常規、因時制宜，甚至不憚于違經合道，“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中國傳統文化中用“經”和“權”來形容“常”與“變”的差異。《論語·子罕》有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習和堅守“道”，已經很不容易了，但最難得的是“可與權”；正確的行動不僅是依道而行，更難能可貴的是能夠通權達變，在重大關頭作出迅捷決斷。這種辯證思維，成為中華文明應對變局的重要方法論。正如《鬼谷子》中所說的：“圣人不朽，時變是守。”正因為始終堅持“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中華文明才能實現連綿不斷的傳承和發展。

“日新”的思想貫穿于古今中國的返本開新之中。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它時時刻刻伴隨著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克服與對實事求是的方法論原則的回歸和堅守。“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這是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著名哲學觀點。大千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這是置身其中的人類的共同感悟，并不是中華民族獨有的智慧。而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在于，能夠在生活與實踐中運用變化的觀點看待世界之變、因應世界之變。這就是“日新”。

“日新”是一種實踐智慧、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要求我們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只有堅持革故鼎新，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實現長遠發展。“日新”是一種文化傳承的態度，在堅守文明和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文明和文化的優秀成果，才有可能始終保持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不斷融合再生，推動科技創新、思想創新、藝術創新。

當下，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深入發展，更需要我們以“日新”的思維和勇氣迎接挑戰。應始終堅持“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態度，立足鮮活豐富的當代中國實踐，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斷超越自己，在開放中博采眾長，不斷完善自己。這就是與時俱進，就是守正創新，就是“日新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