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超華，系山東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

人性說是荀子思想體系中的重要內容。在荀子看來，人性中存在惡的因素或趨惡的傾向，是以必須通過禮義來引導和塑造，方能使之向善。荀子強調以禮義“矯飾人之情性”，涵養人性，成就道德之善。不過，這種禮義非人性所固有，而是源于圣人所制，具有“外在”特性。因此，荀子人性說中的禮樂之義也集中體現在現實導向與實踐作用等方面。

制情養性

制情養性即以禮義制節人情，從而達到養人情性的目的，這是荀子人性說的底層邏輯。荀子認為人性出于天生自然，而自然之性呈現于外，則有好、惡、喜、怒、哀、樂等具體表征，它們又可謂之“情”。因此“性”與“情”有著一體兩面的內在關聯。不過，盡管性情皆出于天生自然，但順情性行事卻并不能成就人的道德之善，反而會在某種程度上產生阻礙作用，譬如追求食色、美味、聲樂、富貴、權勢等雖屬人之常情、自然本性，但若不加節制，一味順之任之就會產生爭奪，犯分亂理，造成社會混亂，故荀子謂，“順情性則不辭讓矣”，“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因此，荀子給出的答案是應以“禮義”來制節人情。

在荀子看來，圣人早已注意到了順人情性產生的諸多問題，故而“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也就是說，以禮義來制約人的情性，引人向善，從而使社會朝著秩序化、和諧化的方向發展。當然，荀子又指出制節情性的目的并非在于滅之除之，反而是為了滿足人情、存養人性，即所謂的“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人在客觀世界的情性欲望皆源于自身本性，而且從更高層次上看它們還是受天所賜，是以又謂之“天情”。基于這一觀念，滿足人的情性欲望也可以說是順應于天，符合自然之理的。不過，從客觀條件上看，滿足人情欲的外在之物卻有限度，因此不能無限縱容去追求各自的情欲，必須依據一定原則加以控制，以“禮義”合理分之，使人們“各得其宜”。由此，荀子洞悉了圣人制禮義的目的，因而他關于人性的論說也得到升華，進入了道德哲學層面。他稱“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即以禮義養情性的深層要義在于通過禮義作用于人的日常物質情欲，從而使之逐漸深入精神世界，進而引導人性不斷向善，最終成就完美的道德人格。可見，荀子制情養性，既是要制節人本身的情性，不能使之超出限度；又是要適當滿足人的情性，以符合人的天性需求；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培養人向善的情性，實現人格的升華，而落實三者的關鍵皆在于“禮義”之制。

師法禮義

師法禮義即遵循圣人之道，學習圣人所制禮義，這是荀子人性說中實現人性之善的重要途徑。相較于孟子認為人性本善，擴其善端便可成就道德，荀子則稱“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在他看來人性中存在“惡”的因素，或者說是“惡”的本質根源，因此有待矯正其“惡”，改造人性，以使之成善成美。荀子曾舉例道：“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后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后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義然后治。”可見，他認為就像枸木、鈍金需要加工才能后直后利一樣，人性也需要師法禮義，才能后正后治。換言之，師法之正、禮義之治也就成為矯正人性之惡的重要手段，是人成仁成圣的必經之路。不過，與孟子內求禮義于己身不同，荀子認為，“今人之性，固無禮義”，“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茍無之中者，必求于外”。所以這勢必是一個外求的過程，即以外在的禮義來矯正自身內在之性。

荀子認為圣人與普通人一樣皆有性，但二者又存在區別，其關鍵便在于圣人能夠自我“化性起偽”，生發禮義，故他稱“凡禮義者，是生于圣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也”。也就是說，圣人鑒于人具有群居的社會性，認為若不對惡性加以教化，引之向善，便會造成爭亂，進而危及社會秩序，遂通過長期的自我教化與社會實踐，以自身之心感悟到了禮義，然后再作用于普通百姓大眾，使他們依禮義行事，從而達到“出于治”“合于道”“合于善”的目的。只是，在這種邏輯思維下又存在一個問題，既然普通人性惡且內無禮義，那為何要師法圣人，接受禮義教化呢？由此引出了“心知”這一概念。

在荀子看來，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能夠分辨是非善惡，因此可以感知圣人禮義教化對自身成長的價值。而這一認知過程的關鍵在于人有征知之心。荀子稱，“心不可以不知道”，“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這里的“道”即禮義，而心便是征知之心，亦即智識之心。憑借此心，普通人可以理解圣人之禮義，并接受其教化引導，從而依禮義行事。憑借此心，普通人可以化惡為善，積善成德，進而“涂之人可以為禹”，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孟子主張的“人皆可以為堯舜”意味相似，只是其側重點在于認知學習禮義的過程。由此，荀子提出師法禮義，便是要強調外在學習的意義，通過自身努力學習，長期積累實踐，即便是普通人也能成就道德之圣。

中和之道

中和之道，即荀子將自然人性與社會規范經由禮樂協同作用后，期待達到的一種動態平衡。中和之道是荀子人性說中理想的道德境界。荀子認為人在社會群體中生活，必然會因各自性情的差異產生矛盾沖突，如果處理不當，那么世界就會淪為失序狀態。由此，他提出用禮樂來調和人性，以使各階層和諧共生，從而達到“中和”的道德境界。

其一，禮之“中”。荀子稱：“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圣人之道的一大關鍵在于具有“中”之屬性的禮義，而禮義從根本上看又是基于人情而生的人道，可用來對人的性情進行中庸化調節。也就是說，行禮義可以使那些基于自然本性產生的相反情感，如文飾與粗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等達到和諧狀態，從而實現內在性情的穩定。而這種穩定的性情，便有利于國家治政。荀子指出，圣人之治與人的性情有著緊密關聯，他說“君者……善班治人者也”，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基于禮之“中”的調和功能，將組織起來的人民依照各自的性情進行合理管理，最終實現“群居合一之道”。

其二，樂之“和”。荀子認為人若僅靠禮來規范，很容易會造成內心壓抑且與群體疏離，因而需發揮“樂”的調和功能。在他看來，“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可見，“樂”是一種深入情感層面的調和。通過“樂”的作用，尤其是以“雅頌之聲”蘊含的“道”來“感動人之善心”，并調和因禮法差異產生的內在緊張，可以使人在情感上獲得安頓與共鳴，從而達到“血氣和平”“美善相樂”的“和”的狀態。不僅如此，荀子還指出樂之“和”的價值也可體現在國家治政方面。他認為圣人制樂，以之行于宗廟，可使君臣上下和敬；以之行于閨門，可使父子兄弟和親；以之行于鄉里，可使族中長少和順。是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

當然，荀子認為要實現理想的“中和之道”，最重要的是要綰合以上二者以構成辯證統一的教化體系。概言之，唯有當禮的規范性（中）與樂的情感性（和）相輔相成，才能實現從外在行為到內在心理的全面教化。最終，這種“中和”狀態才能升華為“美善相樂”的道德境界。由此，禮樂也就圓滿地完成了其“化性起偽”改造人性的使命。

綜上所述，荀子人性說的核心要義就是其中內蘊的禮樂之義。荀子希望說明人之善性并非先天而來，以凸顯禮義的教化導向作用，并引出后天學習的意義。人們應當正確認識人性之惡，才能通過努力學習，嚴格要求自己，教化惡性，引發善性，實現人格的升華。如此即便是普通人也能成仁成圣，如此整個社會也能更加穩定，如此國家也能處于秩序化之中。這也是荀子人性說的現實意義所在，它提醒我們社會的和諧發展不能僅依賴于人性之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社會規范也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