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榮新江，系國家社科基金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通俗讀物項目《滿世界尋找敦煌》負責人、北京大學教授

人物素描：盧重光 繪

借助《滿世界尋找敦煌》一書的撰寫，我得以回顧40多年來中國敦煌學的歷程，包括敦煌學中的愛國主義情懷、敦煌學中的國際交往、中國敦煌學研究的集體主義精神，以及敦煌文物回歸之路的思考。對這些問題的探索，也始終貫穿《滿世界尋找敦煌》這本通俗讀物的許多篇章。

回望八十年代的愛國情懷

我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那個時候，國門逐漸打開，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種要刻苦學習、努力奮斗、改變中國落后面貌的強烈愛國情懷。北大圖書館的閱覽室里坐滿了讀書的人，一些教室里甚至有人通宵達旦地學習。在排隊買飯的時候，不少學生看著小卡片背英語單詞；課間休息的時候，教授們身邊總會圍著問問題的同學。

1981年3月20日夜晚，中國男排與韓國隊（當時稱為“南朝鮮隊”）爭奪世界杯亞洲區預賽的出線權比賽在香港伊麗莎白體育館進行，許多北大學子聚集在收音機、電視機旁收聽或觀看比賽。中國男排在落后兩局的情況下奮起直追，連扳三局，以3∶2戰勝韓國隊，獲得代表亞洲參加男排世界杯的資格。這種反敗為勝的結果讓同學們無比振奮，大家紛紛走出宿舍，在校園中狂歡。不知什么時候，有人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一下子抓住了那個時代大學生們的心聲，于是，這個口號震蕩在燕園許多宿舍樓前，經久不息。在洶涌的人群中，我感受到愛國主義的力量。

當時的課堂也充滿了愛國主義教育，在我選修的“敦煌學”課堂上更是如此。授課老師在進入正題之前，常常給我們講述一些故事來鼓勵大家奮發圖強。比如說某個日本學者聲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句話給當時的年輕學子們以極大震撼，是后來許多年敦煌學人要奪回敦煌學中心的強大動力。又比如老師講述到我們編的一本《敦煌資料》，錄文被日本學者挑了300多個錯誤，一些老先生們看著這篇書評，邊看邊落淚。其實，大部分錄文錯誤不是因為我們的釋讀能力差，而是我們無法看到原件或高清圖版，轉相抄錄，產生了不少問題。無論如何，中國敦煌學當時落后于日本，我們憋著一股勁，要努力趕超。

1984年，我作為一名已經進入敦煌學門檻的年輕學生，終于有機會邁出國門，留學荷蘭。懷抱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我向往著前去英、法接觸敦煌原件，作出為國爭光的學術成績，不讓日本學者專美于前。那時出國的人還不多，敦煌學界有機會出國的人更少，我作為北大和荷蘭萊頓大學聯合培養的碩士生出國留學，雖然只有10個月的時間，但這是極為難得的機會。那時的我只發表過兩三篇文章，沒有“奪回敦煌學研究中心”那樣遠大的理想，但為中國的敦煌學做點事情的志向還是有的。

從第一次出國調查英、法、德、丹麥、瑞典所藏敦煌、吐魯番、和田等地出土文獻，后在1990年前往日本，再訪英、法并前往蘇聯，再到后來走訪美國并多次到歐洲、日本，把敦煌為主的中國西北地區流散文獻摸清楚的想法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執著。這背后的動力，無疑與上大學以來受到的愛國主義教育息息相關。

敦煌學在世界

第一次出國的時候，我抱有強烈的愛國情懷，雖然不敢說要把敦煌學中心奪回來，但也要盡自己的一份力。我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就感受到敦煌學的國際主義氛圍，我的導師曾帶我拜訪來京的日本的敦煌學家、德國的突厥學家、美國的中亞學家，還帶我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等處聽來訪外國學者的講座，也與來訪北大的法國、日本等國的敦煌學研究者對話。所以，拜訪國際敦煌學研究者是我從一開始就定下的目標。

在拜訪之前，我會對受訪者的學術成果做詳細調查，編制我能找到的他所發表的所有論著的目錄，也知道他的研究方向，甚至準備好一些要問的問題。于是，我第一次去英國，就專程到劍橋拜訪了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長、劍橋大學教授貝利爵士；第一次去巴黎，就拜訪了法國高等實驗學院的突厥學家哈密頓教授；第一次去德國，就拜訪了漢堡大學的于闐語專家恩默瑞克教授。他們對我熱情款待，并送給我許多他們的著作和論文抽印本，大大節省了我收集資料的時間，和他們的對談也使積聚在我心中的一些問題得到了答案。

1988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北京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長季羨林先生特別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口號，讓前來參會的國際友人感受到中國學者的宏闊胸懷。這個號召更是給予我后來出國尋訪敦煌資料時的國際交往以方向性的指引。所以，在此后多次前往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尋訪敦煌、吐魯番文書過程中，我與許多國家的敦煌學家、于闐學家、粟特學家等都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事實上，這樣的國際學術交往對于雙方是互利互贏的。我們交換最近的研究成果，早期是寄送自己的論文抽印本和著作，后來也通過網絡寄送PDF文件；邀請對方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通過會議了解新知，結識新人；在一些學者主編敦煌、于闐、粟特等學術專題論集，包括給某個領域專家編寫祝壽文集的時候，我也常常收到邀請并盡力參與，完成英文、日文論文。這些活動和寫作是具有挑戰性的，但也收獲滿滿。這不僅僅是國際學術交流，更重要的是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闡明中國學者的觀點，介紹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

中國敦煌學研究的集體力量

如上所述，我是中國敦煌學學者中比較早有機會出國的，所以滿世界尋找敦煌文獻的機會也比較多。出國收集來的各種敦煌、吐魯番文書材料，對我本人的敦煌歸義軍史研究、于闐史研究、吐魯番學研究等都有很大助益。

與此同時，我也收集到很多資料，其中有些內容并非自己所長，于是我把它們送給其他學者或學生。其實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相互交換資料本是情理中的事，但敦煌資料早期都是“挖寶式”研究，誰有條件自己去倫敦、巴黎，就能抄出許多研究資料；誰能通過自己的方式拿到敦煌寫本的圖片，誰就能發表幾篇文章。這樣的情況造成敦煌學者對于材料相對保守，在那個時代也是情有可原。我有多次機會滿世界尋找敦煌，有時候資料如山洪暴發，應接不暇。所以，把資料分享給過去獲取資料比較難的國內學人，是我的一種想法，這樣可以推進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就是用集體的力量，快速推進中國敦煌學的進步。

雖然敦煌、吐魯番研究只是我學術研究的一個方面，但無疑是一個重要方面。在滿世界尋找敦煌的過程中，國內的許多先生提供過信息和幫助，有些學者和我一道努力尋找，而一些國外學者也提供了很多援助和指點。因此，我出版了懷念前輩學者的《從學與追念》，并發表了尚未結集的若干文章。比如我寫季羨林先生、周一良先生、陳國燦先生、施萍婷先生等人的紀念文字，從與他們交往的角度記錄了他們對我的鼓勵和幫助，是從另一個角度講述的滿世界尋找敦煌的故事。

敦煌寶藏回歸之路

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的時候，正處在清朝積貧積弱的時代，7年后英國斯坦因到來，敦煌寶藏開始大規模外流，于是敦煌學史就是一部“傷心史”。我滿世界尋找敦煌的目的，就是想調查清楚國內外流散的敦煌文獻和文物到底有多少，都收藏在哪里，整理研究的狀況如何，當然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敦煌文獻是否能夠回歸。

流失在外的敦煌寶藏怎樣回歸，我想是每一位中國敦煌學研究者都會思考的問題，這也是縈繞我心頭的重大問題。不論是穿行在歐洲的鐵路中，還是在飛往美國的班機上，不論是走訪在日本公私藏家之間，還是坐在寧靜的善本閱覽室里，我都經常追問自己：“面對不同流散經歷的各式各樣的敦煌藏品，將來有什么辦法可以讓它們回歸呢？”為此，我精讀獲取敦煌、吐魯番、龜茲、于闐文獻和文物的各種報告，了解這些寶藏如何被發現，如何被運走；我也走訪過中外一些檔案館，了解當地政府的態度和當年的文物管理法案；我還和收藏地的一些律師和文物回歸專業的師生探討，從國際法和當地法律的角度，看文物回歸的可能性；我也思考是否需要讓所有的文物回歸，還是爭取精品先行，這就涉及給流散的敦煌文獻和文物的定級問題，如此等等。

近年來，中國學者提出敦煌文物和文獻的“數字化回歸”，用高清彩色圖錄的形式把敦煌文獻呈現在中外學者面前，這些做法都是“回歸”的一種方式，對于學術界和社會各界都是極好的事情。比如《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是“敦煌文獻系統化保護工程”中《敦煌文獻全集》項目的組成部分，目前已經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110冊。此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也在陸續出版，《甘肅藏敦煌文獻》30卷也已出版，《遼寧省博物館藏敦煌文獻》《重慶藏敦煌文獻》《旅順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已經印出。這些高清圖片非常清晰，完全能夠解決學者在過去的縮微膠卷和黑白圖版上看不清楚的問題。當這些高清彩色圖錄進入中國各大圖書館之后，可以說敦煌文獻不僅已經在某種意義上“回歸”，而且為國際學界所共享。

敦煌學是一門復雜的學科。以敦煌文獻為例，其中包含各種形態的文獻，有寫本、冊子本、梵夾裝、印本等；從內容上來說，有佛典、道經、公私文書、絹紙繪畫等。因此，研究敦煌文獻的人除了學習歷史、文獻、佛教、文學等學科知識外，還要有一些跨學科的知識。事實上，敦煌學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有些內容已經研究得非常充分，而且敦煌學還有大量圖像資料，美術史方面的解讀和研究也有豐厚的成果。

于我而言，有意義的是將這些“高深”的內涵轉化成通俗的讀本，用通俗的語言講清楚敦煌學里面的故事。包括敦煌文獻、敦煌繪畫的內容，敦煌文書如何解讀，敦煌寫卷怎樣辨偽，敦煌歷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敦煌對于絲綢之路的意義，如此等等大眾希望理解的敦煌學“名堂”、敦煌學的方法，舉出具體的例證來加以講解。把敦煌學中如此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如此豐富的絲綢之路結晶、如此聚集的人文主義精神，向社會大眾講述出來，是敦煌學者今后應著力的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