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遙古城景色。新華社發

位于杭州余杭良渚文化核心區的“中國歷代繪畫大系”典藏館。新華社發

西安城墻南段東側景色。新華社發

【圓桌對話】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這一重要論述不僅深刻揭示了蘇杭人文經濟發展中蘊含的文化經濟互動關系，而且要求我們不斷深化人文經濟學研究，做好“人文經濟學的區域比較研究”等相關課題。在實踐中，文化大省和經濟大省之間有何內在機理？為什么有些文化大省沒有發展成為經濟大省？不同文化大省之間的產業形態、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從何而來？今天，光明智庫邀請四位不同省市的學者，以人文經濟學視角對這一話題進行探討。

與談人

陳紅玉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首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林凡軍 山東省藝術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彭祝斌 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湖南省新聞傳播學會會長

陳能軍 南方科技大學文化新質生產力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研究員

主持人

本報記者 陳恒 陳之殷

1.“文化大省”的多維度特征

光明智庫：從人文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須具備哪些特征才能被稱為“文化大省”？

陳紅玉：2000年前后，我國諸多省份都提出建設“文化大省”的目標，其中包括江蘇、云南、浙江、河北等。2009年《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實施以來，“文化強省”提法更為普遍。一般來看，“文化大省”的稱謂多側重文化資源優勢，“文化強省”則作為進階目標，也作“以文化強省”之解。文化大省是一個動態的、系統的概念，其不僅要具備文化資源的存量優勢，更需具備強勁的文化轉化能力——將文化資源要素化、文化數據資產化、文化價值產業化，實現歷史文脈轉化為當代價值，將文化符號轉化為經濟動能，最終形成具有時代特征、地域特色與發展韌性的人文經濟生態體系。

林凡軍：在人文經濟學的認識框架里，文化大省可以歸納為三個主要向度。首先是文化資源大省。區域文化經過歷史積淀，構成豐富多樣而又氣質獨特的資源稟賦，形成文化資源的存量優勢。其中有歷史傳承的綿長，有流布延展的縱深，還有一方水土滋養出的鮮明個性。比如，山東作為中華文明重要起源地和儒家文化發源地，以“一山一水一圣人”“諸子百家半山東”為主脈，發展演化出齊魯文化這一區域文化范型，支撐起山東的“文化大省”形象。其次是文化發展強省。由“大”到“強”，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是文化強省的兩個主要表征：文化事業保障文化民生，包括完善的文化基礎設施、供給充裕的公共文化產品、高品質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等；文化產業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包括健全的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為數眾多的文化骨干企業、創新的文化新業態、巨大的文化產業規模和持續成長能力等。最后是人文經濟強省。文化張力和文化韌性賦予經濟發展新動能，培育經濟創新主體，優化經濟發展結構，文化與經濟協同共生、價值共創，塑造了人文經濟強省的發展新形態。

彭祝斌：“文化大省”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描述性詞匯，而是一個綜合性評價概念。一般來說，文化大省都有豐富的文化資源，但文化大省的核心并不在于文化資源的簡單積累，而在于能將深厚的文化根脈與現代制度體系、技術手段與生活方式有機融合，并以此構建起支撐高質量發展與社會文明進步的內在能力體系。

從能力維度來看，文化大省應具有三種特質。一是文化賦形和賦能的能力。一方面，能將文化賦形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文化不僅體現在舞臺上、館藏中，而且滲透于城鄉規劃、藝術設計、審美教育、公共話語甚至日常消費之中。另一方面，能將文化賦能于經濟體系，推動新產品的設計、新業態的生長、新場景的構建，以及產業鏈的重構與價值鏈的躍升。二是可持續的文化供給能力。這不僅取決于資源稟賦的厚度，更取決于制度環境和對文化資源的組織能力。一省是否擁有高質量的教育與人才培養體系、良好的內容創作與傳播機制、普及化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完善的文化治理框架等，決定了該省是否能穩定地產出具有原創性、影響力和公共價值的文化內容，并通過制度性的通道，使之在全社會范圍內傳播、轉化、參與治理、形成共識。三是對時代精神與現代文明的持續回應能力。在數字化、智能化背景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省，必須能夠在不丟失文明根脈的基礎上，以開放、包容、創新的姿態將自身的文化資源結構性地重塑為引領未來的能力資源。這種能力，既不應是對傳統的守成，也不應是技術主義的顛覆，必須基于深度內生、系統躍遷式的文化現代化建設。

因此，文化大省的根本特征，在于能系統性地把文化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把歷史積淀轉化為制度動能，把文化認同轉化為協同效率。這種轉化能力，正是人文經濟學所強調的核心機制，也是我們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這一論斷的深層邏輯。

2.人文經濟差異性的理論探討

光明智庫：如何從人文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不同文化大省的差異性特征？文化資源的差異化與經濟（產業）形態的差異化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

陳能軍：從人文經濟學視角看，一方面，文化大省的差異性，本質上是各省獨特文化基因與地域經濟模式互構共生的結果。文化資源稟賦通過塑造地域精神、引領價值追求等深刻影響產業形態與創新路徑的形成；經濟基礎與產業需求也通過反向篩選來重塑文化資源，從而形成差異化發展范式。另一方面，文化大省的文化資源、文化創造活力、文化治理能力與文化輻射影響力，與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高度協同。文化為經濟注入獨特品牌價值、創新靈感和人文魅力；經濟發展為文化繁榮提供物質基礎、市場需求和傳播平臺。

彭祝斌：文化大省雖然普遍建立在相對豐厚的歷史積淀和文化資源之上，但其發展路徑、產業結構與社會功能呈現出明顯的區域性差異，這種差異背后，正是人文經濟結構本土化生長的結果。研究這種差異性也是人文經濟學區域比較研究的關鍵環節。

一方面，不同文化大省的文化資源具有顯著的類型差異，而這種差異決定了不同省份的文化產業發展邏輯。以蘇浙為代表的江南區域，其文化資源突出體現為深厚的傳統人文積淀、精致的手工藝傳統、美學經驗的系統傳承和在地知識的高度組織化。這類資源容易形成以創意設計、審美消費、文旅融合為主干的產業結構，構建出穩定的消費驅動型文化經濟結構。而以陜甘為代表的西部地區，則以紅色文化、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為核心資源，這種資源形態更強調精神價值與公共敘事的建構，適宜發展主旋律影視、教育傳播、公共文化服務等偏重“意義供給”的產業結構。此外，東北地區的工業文化、嶺南地區的市民性與商業文化，也都體現出特定文化資源與特定社會結構之間的高度融合，進而形成了具有區域辨識度的文化產業形態。

另一方面，文化資源的組織形態也決定了經濟價值實現的機制路徑和轉換效率。在人文經濟學中，文化資源并不天然等同于文化資本，只有當其被制度性地組織、編碼并嵌入社會生產過程時，才能產生經濟價值。一些文化大省之所以能夠在資源總量并不占優的情況下形成較強的產業活力，關鍵就在于具備更強的制度化轉化能力。例如浙江長期以來強調文化創意與制造業融合，在制度上推動了從工藝到設計、從非遺到產業的深度對接，文化不僅增加了產品的附加值，更成為整個產業鏈條的“靈魂”要素。如果文化資源僅停留在“物理性存在”或“符號性展示”層面，缺乏有效的教育、傳播、產權、金融等制度支撐，其經濟產出能力就會受到限制。

林凡軍：如果對文化大省進行歷史性觀察，就會發現人文經濟在不同時代都孕育著得以傳承的某些基因，就是那些難以簡單界定為完全屬于文化還是經濟，又在社會經濟文化中泛在的鮮明特征。浙江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環境下，更強調“義利并舉”，講究實際效益和經世致用。廣東務實、開放、包容，不拘泥于傳統人情關系，更看重商業規則和契約精神。不同文化大省的經濟差異，本質上是文化基因在特定歷史和地理條件下演化出的不同經濟“表型”。經濟活動無法脫離文化，而是深植于特定的歷史文化土壤之中。

3.人文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

光明智庫：從人文經濟學的實踐層面來看，文化大省在推動人文與經濟相互促進方面積累了哪些經驗？

陳紅玉：在人文經濟學的視野下，文化大省與經濟大省的區分將不會像以前那樣明顯，文化在高質量發展中的支點作用得到充分體現。近年來，貴州、山東、山西等地的現象級文旅頻頻出圈，在媒介科技賦能下打造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文化新地標，這極大地體現了新的信息傳播環境下文化價值對城市或者區域全產業過程的滲透與浸潤。比如貴州的“后發趕超”出圈首先在其文化領域，呈現出典型的“文化引領型”或“文化驅動型”特征。文旅出圈成為重要的觸發點，在信息媒介加持下溢出效應明顯，迅速形成全域發展態勢。

彭祝斌：從實踐層面看，有些文化大省之所以能夠成為經濟大省，其根源并不在于文化資源的存量優勢，而在于其具備持續將文化資本制度化、產業化與數字化的能力結構。如浙江省在“八八戰略”中明確提出“加快建設文化大省”，此后，浙江長期推進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產業發展，并將文化要素嵌入制造業、數字經濟與城鄉治理中，實現了文化與經濟的深度融合。杭州文化軟實力的形成并不只是依靠歷史積淀，更重要的在于通過版權制度建設、數字文化場景打造、公共文化設施供給等形成系統化優勢，為包括動漫、游戲、網絡文化等在內的數字文化產業集群提供了有力支撐。2024年杭州規上數字文化企業營收達8855億元。杭州國家版本館的設立，更從文化基礎設施角度呈現了“文化—數據—平臺—傳播”的完整鏈條，體現了文化存續、知識生產與公共傳播在制度體系中的深度嵌入。文化不僅推動了產業的發展，同時還通過建立穩定的價值秩序與情感結構，提升了社會的協同效率、公共信任與創新生態，這種“軟制度”的建構能力，是一個地區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行穩致遠的決定性因素。

林凡軍：山東作為文化大省和經濟大省，從“文化基因解碼”入手，探索著文化與經濟彼此成就的創新模式。2023年山東啟動“齊魯文化基因解碼利用工程”，選取山東省藝術研究院等11家單位試點，構建齊魯文化基因數據庫，開展“文化基因”的數字化、版權化、商標化工作，推動齊魯文化資源的資產化、價值化。通過挖掘地域文化資源，全面梳理儒家、黃河、運河、海洋等文化脈絡，形成省市縣三級文化基因資源清單。通過促進解碼成果與文旅產業、數字經濟深度融合，開發沉浸式文旅項目、數字演藝等數字化產品，創新藝術資源數智化轉化利用模式，實現文化資源多領域高效轉化，服務多行業的場景需求，極大豐富了人文經濟的發展形態。

陳能軍：廣東既是文化大省，也是經濟大省，其發展路徑充分體現了人文價值與經濟動能互促共進的實踐邏輯。首先，嶺南文化內蘊的商業倫理、開放基因與實用主義，為廣東經濟崛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非正式制度”保障。同時，廣東更在實踐中成功構建了一套將文化軟實力系統性轉化為經濟硬實力的發展機制。其人文經濟的打造，體現了國家文化建設與經濟發展等多領域、綜合性改革開放的最新成就，發揮著對外文明交流互鑒和對內體制機制改革的橋頭堡作用。其次，廣東憑借其全球制造與數字技術優勢，推動文化發展從“手工業”轉向“智造業”。將設計元素、品牌內涵與體驗價值深度嵌入生產鏈條，如國潮服裝、文化智能家居等，提升了全產業附加值。廣東依靠發達的市場機制與金融工具，促進了市場與資本驅動的高效配置，引導社會資本流向最具增長潛力的文化新業態（如網絡視聽、數字出版），實現文化資源的高效率產業化配置。最后，政府構建“生態型”治理框架，催發人文與經濟良性循環。政府的核心作用體現在頂層設計、平臺搭建與環境營造，在版權保護、文化金融等領域提供領先的制度保障；打造深圳文博會、廣州文交會等重要平臺，促進文化要素全球流動；大力扶持民營文化科技企業、鼓勵“非遺工坊+電商”等小微創新，讓千千萬萬市場主體成為人文經濟融合的微觀踐行者。這些實踐揭示，文化是經濟發展的“根魂”與“催化劑”，經濟是文化繁榮的“土壤”與“放大器”。兩者在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最終融合為人文經濟有機體，這正是高質量發展最深刻的內涵所在。

4.文化資源優勢轉化成效存在差異的原因

光明智庫：我們也看到一些擁有豐富文化資源的地方，并沒有形成很好的發展優勢。如何看待這一非必然關系？其中存在哪些原因？

陳能軍：這一現象觸及了人文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文化資源與經濟優勢之間并不存在自然而然、自動轉化的線性因果關系，需要通過制度化路徑、產業化機制和市場化手段進行有效轉化。首先，如果在觀念上將文化資源視為僅供瞻仰的“化石”，認為保護就意味著靜態封存，與商業開發截然對立，這種思維就剝離了文化的生活語境和市場活力，導致文化資源“沉睡”。其次，一些地方資源與產業的低效嫁接，開發模式單一粗放、同質化，還停留在“門票經濟”和“仿古街區”的初級階段，缺乏對文化IP的深度挖掘和現代轉譯，無法滿足新一代消費者對沉浸式、互動性、個性化體驗的需求。最后，系統支撐體系的缺失，如既懂文化又懂管理、設計和營銷的復合型人才缺口較大，資金不足，數字化、交通、公共服務等基礎配套無法支撐現代文旅體驗，治理模式滯后等問題，都會抑制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文化資源是“礦藏”，經濟體系是“煉金術”。提升文化資源優勢的轉化成效，關鍵在于從依賴資源的“稟賦論”轉向依靠創新和制度的“轉化論”。

林凡軍：“大而不強”是許多文化大省努力破解的困境。專業人才、專有技術、產業資本、市場空間、產業配套，以及決定要素配置效率的市場體系、制度環境，都會深刻影響文化發展能力和發展水平。文化資源區別于其他資源的主要特質是非專有性，文化資源富集并不能形成資源獨占和資源壟斷。在其他發展要素具備優勢時，跨時空獲取和利用文化資源的案例并不鮮見，通過文化IP和文化版權等形式，甚至可以搶占外部文化資源。這對文化資源大省加快鞏固資源優勢和加快形成發展優勢是緊迫的壓力。此外，地理環境也會有一定影響。區域差異作為文化資源的生成環境，必然導致文化資源結構和氣質的不同。當前，數智化技術的發展能否破解部分文化資源大省先天的地理局限，人文經濟學能否在發展理念上消除地理決定論的困擾？這在根本上取決于文化治理和文化創造的主體——“人”這一決定性要素。

彭祝斌：從既有實踐經驗看，那些能夠實現“文化資源—制度平臺—產業鏈條”有效銜接的地區，往往具有這樣幾個共同特征：一是有清晰的頂層設計與跨部門統籌機制，將文化發展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布局，通過試點試行推動制度創新。二是注重原創內容與公共服務的協同推進，在供給側發力創意鏈條與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使文化既能“育人”也能“興業”。三是具備一定的數字化基礎與場景能力，將文化資源與平臺經濟、沉浸式體驗、數據可視化等新技術新業態深度融合，拓展文化傳播的廣度與文化消費的深度。人文經濟學強調，文化的價值不應只體現于情感表達層面，更應體現為制度組織力、市場解釋力與社會動員力。唯有如此，文化才能真正成為支撐地區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變量。

5.進一步形成發展優勢的具體舉措

光明智庫：文化大省如何進一步將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挑起人文經濟發展的大梁？

彭祝斌：文化資源優勢能否轉化為發展優勢，取決于一個地區是否具備將文化資源進行制度化組織、數字化治理、產業化轉化與社會化傳播的綜合能力。

首先，強化頂層設計與政策協同，實現制度突破。要從戰略高度明確省域文化的發展定位，制定系統的文化發展中長期規劃，建立由財政支持、法治保障、產業引導和效能評估等共同組成的制度支撐體系。一些文化大省，如浙江、廣東等，在財政安排、項目審批、資源配置等方面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文化政策體系，為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文化價值的有序釋放提供了堅實支撐。

其次，加強數字化能力與產業體系建設，強化技術賦能。文化大省要加快推進文化與科技深度融合，將數字技術全面運用于文化資源的采集、整合、呈現和傳播全過程，建設文化大數據中樞，構建面向全社會的內容生態系統。突破資源稟賦的物理邊界，以文化資本提升制度能力、供給能力與經濟發展能力。

再次，加強公共文化服務普及與創新，提高服務質量。文化大省不僅要重視提升城市節點的資源集聚度與項目密集度，而且要加強覆蓋城鄉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推動文化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公平配置與激活。近年來，許多地區通過建設城市書房、文化驛站、數字博物館、移動展演空間等方式，讓文化服務觸達基層與邊遠地區。浙江的“文化特派員”制度，將高質量的文化資源通過制度化方式輸送到基層鄉村，既實現了文化下沉，又激發了在地文化活力。未來，要努力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從“設施導向”向“體驗導向”“參與導向”轉變，讓文化成為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支撐和精神力量。

最后，健全人才引育與原創激勵機制，形成長期效應。文化從來不只是物的堆積，更是人的生產與再生產。文化大省要注重構建貫通高校、研究機構、產業平臺與社會空間的人才生態系統，推動文化創意、藝術設計、數字內容、非遺傳承等多領域的跨界人才集聚與持續成長。要建立更加靈活的人才引進、評價與激勵機制，推動從“身份管理”向“能力管理”轉型，不斷激發創作者與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注重培育一批具有本地文化識別度與市場傳播力的原創內容，通過IP孵化、品牌打造與傳播體系建設，實現文化內容的價值躍升。

林凡軍：“人工智能+”和“數據要素×”等行動計劃的持續深入推進，為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一是推動文化資源轉化為生產要素。數字文化產業既包括傳統文化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也包括文化及相關產業在數字化進程中跨界融合的新產業形態。前者主要是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通過數字化轉化實現對文化資源價值的深入挖掘和充分釋放。后者主要是文化資源的價值創生，通過“數據要素”促進文化資源應用于更多場景，實現文化資源價值轉換和價值再造。二是訓練高水平文化大模型，為文化資源轉化應用提供新空間。加強文化語料庫建設，將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大模型優勢，充分釋放人工智能在文化“兩創”和文化高質量發展中的新質生產力動能，推動文化資源大省建設為人文經濟強省。

陳紅玉：在高質量發展道路上形成文化發展優勢，還需重視以下方面：一是加快部署文化新質生產力，探索以文化為支點的區域高質量發展新路徑。從近年來各地文化大省出圈經驗來看，文化價值參與區域發展“全要素”過程形成的“隱形力量”，正在催生以新質生產力為顯性形態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地標。二是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當下，文化大省要聚焦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以自我革新的勇氣去面對文化發展瓶頸，釋放文化發展動能。三是打造政府、企業、媒體、民眾“四位一體”文化治理模式，形成政府搭臺、民眾參與、企業活躍、媒體引爆的發展格局，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