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曉虹、楊麗萍、付海鉦，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分別系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教授、講師、副研究員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數智時代的浪潮深刻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知識生產、傳播、消費與服務方式，其對傳統出版業態的沖擊與重塑，也催動著知識觀念的更新與理論范式的躍遷。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語境下，亟須系統研究當前出版業務中涌現的新現象，立足新特征、洞察新趨勢、提煉新規律，推動實踐基礎上的知識更新、理論創新與觀念革新，進而構建中國自主的出版學知識體系。

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新時代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總體進程中，出版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既是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以出版強國建設服務國家文化發展的時代使命。

數智技術為出版業創新發展注入新動能。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趨勢正在改變出版業的價值鏈與生態系統。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放知識生產力的同時也帶來了版權等倫理隱憂；AR、VR、MR等技術應用，增強了出版物的沉浸感與交互性；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提升了信息傳播的效率與精準度。一系列技術變革正在推動傳統基于紙質書稿的編輯出版工作向數字化、智能化、沉浸式、規模化升級轉型，不僅帶來了流程再造與資源優化，更為出版業態的深度融合和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數智時代的出版實踐變革亟須系統化理論回應。快速迭代的技術不僅改變了出版物的生產方式，也持續拓展著出版活動的邊界。數智技術正在深度賦能出版行業發展，重塑著行業生態。從過去輔助排版、自動編校等具體環節，到如今滲透到內容創作、選題策劃、營銷發行等全流程，數智技術為出版活動的方法更新與流程再造帶來了機遇，也提出了挑戰。面對出版實踐中涌現的一系列新現象與新問題，亟須提煉經驗、總結規律、升華理念，從出版現象中把握發展趨勢，形成系統化、可推廣的理論知識體系，進而反哺行業發展與政策制定。

出版在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具有基礎性支撐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出版物是人類思想知識的重要載體，是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的統一，承擔著知識傳播、文化傳承、價值引領等關鍵功能。如今，出版業依托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建設了容納海量數據的資源庫和傳播工程，能夠輕松實現知識的分類化、系統化、資源化，為構建具有引領性與時代性的自主知識體系提供重要保障。

重點任務

知識體系是對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系統化集成。數智時代構建出版學自主知識體系應把握系統化建設的主線，加強布局、協同推進。

在學科體系方面，順應實踐發展新需求，積極拓展出版學的跨學科交叉融合。以編輯出版、數字出版等學科專業為基礎，探索分支學科建設，加強與文學、法學、教育學等親緣學科的知識交流，促進與計算機科學、藝術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積極適應數智時代出版生態變遷，培養精通出版理論與業務流程、具備垂直領域能力的復合型人才。

在學術體系方面，聚焦出版的關鍵領域和關鍵環節，深化本土理論創新。出版學主要研究出版活動性質、功能及其發展規律，其學術體系涵蓋出版理論與方法、出版實務、出版歷史等多個領域。現今的數智技術正在重塑出版業態，一方面，數智時代出版物的生產方式、出版活動的組織模式正在變革；另一方面，出版人、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系亦在重塑。因此，要敏銳發現出版領域的新現象，在理論范式上形成能夠闡釋實踐并引導行業發展的原創成果。

在話語體系方面，打造出版學領域的標識性概念，推動形成學界業界的共建共榮機制。出版學話語體系具有顯著的專業性與應用性，近年來涌現的融合出版、智能出版等概念，反映了出版業務與前沿技術的交叉融合。在學術出版、圖書出版、數字出版等領域，應推動話語體系與時俱進，依托報紙、期刊、圖書、新媒體等平臺陣地，加強研究成果孵化和對外傳播，形成可持續創新的驅動力。

方法路徑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出版學自主知識體系，要把握好守正與創新、傳承與發展、包容與開放的辯證關系。

堅持馬克思主義出版觀，把握好守正與創新的關系。在數智時代，要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加強出版深度融合研究和主題出版研究，為社會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在移動化、視聽化、社交化等發展趨勢下，推動優質選題資源開發和精準傳播，與時俱進構建具有內在邏輯性和普遍闡釋力的出版學概念體系。

拓展出版學科邊界，把握好傳承與發展的關系。夯實出版學基礎理論研究，探尋技術變遷對出版業態的深刻影響，發揮高等教育與專業出版機構在推動出版學知識生產中的作用，推動學科理論創新與體系完善。如今，數智技術發展為出版業發展帶來了倫理隱憂與挑戰，包括數字版權保護、數據真實性、信息安全等問題。對此，學界應加強對出版技術應用中的倫理規范與風險防控機制研究，為制度建設獻計獻策，為出版業可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深化產學研協同共建，把握好包容與開放的關系。出版知識來源于實踐，最終以服務實踐為旨歸。可探索出版學科專業共建機制，推動出版學界與業界在資源共享、隊伍建設與教學改革方面協作，加強數字出版資源庫建設，推動產學融合、教學相長、師生共創，提升知識獲取與整合效率，在出版領域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為建設出版強國和文化強國提供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