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仁貴：“糾纏歷史”：理解世界交織互動的重要視角

作者：艾仁貴，系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暨區域與國別研究院教授

“糾纏歷史”概念的興起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全球史、跨國史等超越民族國家的史學研究范式日益興盛。通過質疑民族國家邊界的絕對中心地位和探究非國家交流的過程，歷史研究的焦點越來越多地放在跨文化之間的動態關系上，探討不同行為體之間的彼此聯系和相互糾纏，“糾纏歷史”由此興起。此外，后殖民理論對權力與知識生產的批評，解構了西方霸權話語，為分析歷史中的糾纏現象提供了思想動力。而量子力學對自然界糾纏現象的關注，啟發人們重新審視看似無關事件的隱性關聯，成為糾纏歷史涉及的復雜聯系的自然科學依據。

從直接來源看，糾纏歷史脫胎于對比較歷史和文化遷變等跨國研究路徑的反思。比較歷史以國家為固定框架探討研究對象之間的共性和差異，文化遷變理論則加入對文化交流及其影響機制的思考，但缺點是過于關注強勢方的單向影響，使國家視角得到進一步強化。糾纏歷史把“糾纏”的觀念置于研究的核心，探討不同行為體之間的聯系、交流、互滲，突破了固定的邊界約束，解構了傳統居于主導地位的研究框架。

從概念發展來看，“糾纏歷史”一詞于1999年首次出現在法國學者本尼迪克特·齊默爾曼等主編的文集標題中。2002年，法國學者邁克爾·韋納和本尼迪克特·齊默爾曼發表德語論文《比較、遷變、糾纏：糾纏歷史的方法與跨國的挑戰》，系統闡述“糾纏歷史”的概念，2003年該文章修訂后譯為法語《思考糾纏歷史：在經驗與反思之間》，在《年鑒》雜志上發表。韋納和齊默爾曼提出把“糾纏”作為歷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認為主要存在四類“糾纏”：研究對象的內在糾纏、研究觀點的糾纏、觀察者和被觀察對象之間的糾纏、研究尺度的糾纏。幾乎與法國學者同時，德國學界也涉足糾纏歷史的相關問題，尤其圍繞“糾纏的現代性”展開討論，并運用該視角進行史學實踐。參與這場討論的學者主要有沙利尼·蘭德里亞、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于爾根·科卡等。

在法國和德國學者的倡導下，“糾纏歷史”很快被英美學術界接受，并迅速推廣開來。2007年，《美國歷史評論》圍繞“大西洋世界的帝國糾纏”主題，刊發了一組文章，致力于打破傳統的民族國家史和帝國史敘事，提出從糾纏歷史的角度重新理解美洲早期的歷史。此后，運用糾纏歷史視角書寫的著作快速增長，歐美學界圍繞該理論舉辦了多場學術研討會。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5年初，以糾纏歷史為名或者以該方法開展研究的學術著作不少于40部，發表的學術論文超過120篇。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學界也較早對糾纏歷史給予積極回應。該視角興起不久后，研究東亞交流史的學者用“交錯的文化史”概念對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文化、宗教等交錯糾纏現象給予系統關注。

“糾纏歷史”的基本內涵

作為一種批判性史學研究路徑，糾纏歷史旨在打破傳統歷史敘事的線性發展和靜態對比框架，強調歷史進程的交織性、互動性與非對稱性。大體來講，糾纏歷史具有以下基本內涵：其一，糾纏性網絡。主張把歷史主體視為糾纏關系網絡中的一環，認為研究對象在互動交織中不斷重構自身與他者，“沒有一種歷史現象是作為一個孤立的單元而存在，也沒有一種歷史現象不以相遇、糾纏為特征”。其二，多尺度觀察。糾纏歷史打破了傳統的研究框架，研究對象從固定單元轉向動態網絡，批評民族國家等預設分析單位的靜態性，強調時間和空間的多層交織、交錯，承認歷史進程中的斷裂、回溯與疊加現象，例如社會記憶的重構。其三，反思性書寫。糾纏歷史不僅研究歷史對象之間的跨時空交織，還關注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糾纏，把研究者的作用同樣納入糾纏關系的分析對象，強調研究者的文化背景會無形中塑造研究對象的邊界。

糾纏歷史本質上是跨文化的，考察跨越邊界的人員、物品、觀念、情感的流動和交織所形成的復雜關系；關注歷史發展的顯性網絡、隱性糾纏和話語權力，主張歷史進程中的行動者始終處在彼此影響、相互塑造的糾纏之中，即使是表面上看似無直接聯系的對象，也可能通過隱性權力網絡產生深遠共振。

從學科交叉的角度看，糾纏歷史回應了量子隱喻對歷史研究的啟示作用。例如，量子糾纏的糾纏態概念強調粒子狀態超越空間限制的關聯，對應歷史事件中的跨時空共振；疊加態概念指量子系統在觀測前的多重潛在狀態，映射歷史未被實現的可能世界；坍縮態引發的觀測者效應對應歷史書寫的敘事霸權，誰在觀測物質或者書寫歷史，得到的結果不盡相同。而最根本的啟示是，如同量子糾纏中的粒子，歷史行動者的狀態無法孤立定義，必須置于糾纏的網絡中理解。基于此，需要重視微小事件引發系統性巨變的可能性，這種超距作用的“蝴蝶效應”在歷史長河中頻繁顯現，例如明朝銀荒與美洲白銀開采通過馬尼拉大帆船產生糾纏式聯動等。

歷史書寫中的“糾纏轉向”

糾纏歷史通過引入權力批判與復雜性思維，致力于揭示歷史進程中的多樣性互動，避免落入簡單化的因果敘事。它挑戰了自成一體的民族國家歷史敘事范式，主張把人類歷史重新書寫為一張由無數動態關系聯結糾纏的網絡。可以說，“糾纏”一詞十分形象地把握了世界的交織互動，糾纏歷史正是將之運用于歷史書寫的具體體現，它使歷史行為體之間的復雜聯系得到重新肯定，發掘了許多被壓制的聲音和被忽視的力量。糾纏歷史在歷史書寫方面的另一個優勢是結束了“微觀和宏觀歷史的對立”，把這兩種觀點“通過無數可能的中間層次相互聯結起來”。由于糾纏歷史具有的強大歷史解釋力，許多學者使用該視角開展史學實踐，以致在當前的歷史書寫中形成“糾纏轉向”。

德國歷史學家于爾根·奧斯特哈默打破傳統研究中的時空邊界，把糾纏視為現代世界發展的根本動力之一，相繼推出《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揭秘東方：啟蒙歐洲與東方的相遇》等具有重要影響的著作。美國學者杰弗里·布爾松以啟蒙運動為例，提出“糾纏歷史”的三個層面：多文化糾纏、跨話語糾纏以及歷時性糾纏。布爾松認為啟蒙時代的多文化糾纏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耶穌會士大量譯介中國文化典籍，掀起歐洲“中國熱”，引發了關于歐洲宗教真實性、歷史性和實用性爭論的跨話語糾纏。法國學者亞歷桑德羅·斯坦齊亞尼的《世界的交織：全球歷史和全球思維（16—21世紀）》試圖在全球性的互動進程中理解世界現代化，把文明之間的相遇和互鑒作為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糾纏歷史不僅有效地重新闡釋過去，更成為解碼現實的一把鑰匙，為理解地緣沖突、國際移民、生態危機等議題提供了歷史縱深。例如，歐洲難民問題可追溯至歐洲社會對穆斯林的長期排斥，民粹主義回潮是西方國家的周期性歷史現象等。

當然，沒有任何一種方法是完美的，糾纏歷史也存在若干解釋盲點。首先，糾纏歷史賴以分析的絕大多數史料來源都是單方面書寫的，從這些記錄中重建和闡述雙邊甚至多邊的歷史圖景需要復雜的技能，更多的情況是摻雜真實成分與人為“建構”的多邊聯系。其次，很難想象徹底破除民族國家等邊界分析框架的可能性。在多數情況下，分類和邊界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實際上，邊界的存在以及根據邊界限制交流，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最后，批評者指出，糾纏敘事可能被工具化，陷入“萬物皆可糾纏”的混亂局面，過度強調“糾纏”可能使之淪為方法論霸權，從而模糊了歷史發展的核心趨勢。

盡管存在上述操作層面的困難，但糾纏歷史的價值不容忽視，它為理解世界的交織互動提供了重要視角，豐富了全球史和跨國史研究的維度。在一個交織糾纏的世界里，任何一個國家、一種文化都無法作為孤立的實體，而應被視為與其他對象存在持續、多向交流的糾纏體。很大程度上，人類歷史是一部多元力量反復疊加、沖突與共生的“層累史”，正是這種碰撞交融而成的“糾纏”編織了人類文明的多樣形態。基于此，糾纏歷史不僅是方法論的革新，更是一種認識論的轉向：歷史不再是各種“對象”的簡單并置，而是動態關系的糾纏網絡，標志著人類對歷史復雜性的認知從“線性敘事”轉向“多維關聯場”。在經濟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并行的今天，糾纏歷史帶給人們的重要啟示或許是，對于這個普遍糾纏的世界而言，分離是一種暫時的錯覺，聯系才是真正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