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和他的“世界詩學”構想

作者：張同勝、謝林，分別系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蘭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王寧（右）在學術會議上。

學人小傳

王寧，1955年出生，江蘇揚州人。1978年畢業(yè)于南京師范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留校任教。1989年獲北京大學博士學位。1991年到北京大學英語系任教，1997年到北京語言大學英語系任教，2001年任清華大學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19年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現(xiàn)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致遠講席教授。曾兼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等職。著有《馬克思主義與世界文學研究》《世界文學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等。

20世紀80年代，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青年教師王寧初入學術界，就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現(xiàn)象：在20世紀末國際文學理論的天空上，密布著“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的愁云；中國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正在面臨“失語癥”。懷著一腔赤誠與一往無前的歷史使命感，王寧立志改變這樣的困境。

40多年后，作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的王寧，一如青年時代那樣，不滿足于已經取得的累累碩果，期待站在新的起點再次揚帆遠航，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堅實橋梁。他常引用那句古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走上學術道路

王寧1955年生于南京，初中時跟隨父親到盱眙生活。他小時候就喜歡讀書，盡管那時能看到的書不多，但他讀了《水滸傳》《三國演義》《林海雪原》《牛虻》《高老頭》《雙城記》等幾十本中外名著。這些名著無疑對王寧走上學術道路產生了影響，也為他日后從事西方文學、比較文學研究奠定了必要基礎。正如他后來所說：“不讀幾百部文學作品，你不可能從事文學理論研究。沒有堅實的外文基礎，你不可能去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

1978年，王寧從南京師范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畢業(yè)，留校任教，同時在江蘇省廣播電視大學擔任外國文學教師。那段時間，他不僅閱讀了大量外國文學名著和許多文學史書籍，還接觸到中國文學和文學理論方面的著作。學術積累漸深，他的工作重心從英語教學轉到了西方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

王寧最初的研究領域是“英美文學”，特別是20世紀的美國文學。他鐘情于海明威的著作，他的個性也與海明威有些相似，一定要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中取得杰出的成就，不然寧愿放棄這項工作。年輕時的王寧興趣廣泛，曾經是學校足球隊的后衛(wèi)，后來又迷上了樂器，能演奏二胡、笛子、小提琴，但為了全身心投入學術工作，他不得不把這些從小養(yǎng)成的愛好一一放棄。也正是這樣的專注，才使得王寧在文學研究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1986年，王寧考入北京大學英語系，師從著名學者楊周翰攻讀英語語言文學專業(yè)博士學位。楊周翰治學嚴謹，對學生很嚴格，王寧每次去見老師，都要提前做一些準備，生怕被問倒。在這種無形的壓力下，他啃了不少英文理論原著。有一次，王寧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fā)表的論文受到與會學者的肯定，他有些得意，可楊周翰讀過論文之后對他說：“看來你的英文寫作還要大大加強啊！”“你不要因為受到國外學者的幾句贊揚就沾沾自喜起來。要知道，那些老外是站在居高臨下的地位來看待中國的青年學生的，他們知道學習一門外語的困難，因此在他們看來，你這樣的中國青年學者能熟練地用英語和他們交流并寫成學術論文已經是很不簡單的了。但你自己千萬不能滿足啊！”那次交談后，王寧暗下決心，一定要在英文的學術寫作上狠下功夫。楊周翰嚴謹?shù)闹螌W風格、樸實的生活作風都深深影響了王寧，王寧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風格與教學風格——專注、嚴謹、認真、勤奮。如今，提及恩師，王寧說：“他的幫助令我受益終生，所以我也要繼續(xù)傳承這份教書育人之魂。”

學生時代深厚的學術積累，為王寧日后的學術創(chuàng)新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足鼎立與世界詩學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王寧在精神分析、原型批評、生態(tài)批評、后殖民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研究及西方文論引進、外國優(yōu)秀文學作品譯介等領域都取得了許多成果。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面對“世界文學”研究與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浪潮對比較文學學科造成的困惑與挑戰(zhàn)，王寧提出了“世界詩學”的構想。

在王寧看來，在中國的世界文學研究領域，西方中心主義長期占據(jù)主導地位，甚至形成了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時至今日，很多人在談到外語時，首先想到的是英語，在談到外國文學或世界文學時，首先想到的是歐美文學。當年，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學”的構想，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讀了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一些非西方文學作品后，受到極大啟發(fā)。同樣，中國的文學理論也曾對西方學者的比較詩學理論建構產生過較大影響，只不過絕大多數(shù)主流的西方文學理論家對此全然不知，或拒不承認。今天，在世界文學已成為一種審美現(xiàn)實的情況下，文學理論也進入了一個“后理論時代”。“后理論時代”的來臨使原先被壓抑在邊緣的一些理論話語步入前臺，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一統(tǒng)天下的格局，使得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學研究者可以在同一層次進行平等對話。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基于“世界文學”這一概念建構一種更具現(xiàn)實性和實用性的世界詩學。王寧主張，突破長期以來一直主導國際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界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模式，調整東西方文化關系上的“逆差”現(xiàn)象，提倡世界文明平等對話、交流互鑒。

如何使得中國文化理論研究與西方文化理論研究“平起平坐”？王寧在借鑒荷蘭學者杜威·佛克馬等學者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歐洲學派”“北美學派”“東方學派”三足鼎立的比較文學研究新格局。其中，“歐洲學派”以實證主義社會學、符號學和接受美學為研究背景，以法國為中心；“北美學派”注重平行研究與詮釋學傳統(tǒng)，以美國為中心；“東方學派”進行東西方文化傳統(tǒng)與文化平行比較研究，并且兼顧“影響研究”與“跨學科研究”，以中國、印度、日本等亞洲國家為中心。“三足鼎立”理論的提出，打破了“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為實現(xiàn)東西方文論、文化研究的平等對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王寧時常會想起楊周翰先生對學生們的囑托：“我的這些‘老古董’就不要去重復了，去重新開拓一個新領域。”在提出“世界詩學”構想時，王寧著重強調了“創(chuàng)新”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在構建“世界詩學”時，首先需要對中國和西方以及東方其他主要國家的詩學進行比較研究，才能站在一個新的高度提出自己的理論建構，否則就是重復前人或外國人已做過的事情，而不能實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創(chuàng)新。

“世界詩學”并不是以一個相同的審美標準來對世界各民族、國別的文學進行理論構建，而是基于一種相對普遍的審美標準所進行的理論構建。王寧為這個理論的構建設定了多個標準：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包容產生于全世界主要語言文化土壤的文學理論；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不能只是“英語中心主義”的產物；可以被用于解釋所有的世界文學現(xiàn)象；做到普遍性與相對性結合，尤其是要注意使其具有理論的開放性；在運用于文學闡釋時，絕不可對文學文本或文學現(xiàn)象進行“強制性的闡釋”，而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它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應與人文學科的其他分支學科進行對話，并對人文學科理論話語的建構作出自己的貢獻；它具有可譯性，有助于對西方世界之外的文學作品和文本進行有效的闡釋；一種理論只要能用于世界文學作品的闡釋和批評，它就可躋身世界詩學，其生命力也在這種未完成狀態(tài)中體現(xiàn)出來；每一時代的文學理論家都可在自己的批評和理論闡釋實踐中，對世界詩學理論進行質疑、修正甚至重構……

王寧對“世界詩學”標準的界定，表明他對于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發(fā)出“中國聲音”的決心，體現(xiàn)出他作為中國學人的責任與擔當，也體現(xiàn)出一位馬克思主義學者將自己的學術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來解決實際問題的實踐性。王寧希望，每一個時代的研究者，都可以用自己的研究實踐所產生的學術成果來不斷豐富與發(fā)展“世界詩學”，將“世界詩學”發(fā)展為一個與時俱進的文化理論。

時雨春風育桃李

“只要看準一個目標就義無反顧地往前走，即使經歷失敗和挫折也絕不回頭。”一項項創(chuàng)新成果的背后，是王寧永不停歇探尋真理的恒心，為了學問，他有一種摩頂放踵的勁頭。

王寧的學生、清華大學教授生安鋒回憶：在清華大學工作時，老師每天早七點都會準時騎著那輛舊自行車來到清華園文南樓展開一天的研究與教學，中午一般在學校食堂吃飯，通常晚上九點多才回家。只要不出差，他永遠都在辦公室。幾乎每天都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年年如此。王寧對學術始終保持著最熱烈的愛，兢兢業(yè)業(yè)，堅定執(zhí)著，生安鋒及一大批青年學者都以他為治學、做人的榜樣。

王寧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北京語言大學等高校執(zhí)教四十余年，無論研究工作多繁重，他都堅持為本科生授課，細心指導碩士生與博士生的論文，和學生們反復推敲選題。王寧從不限制學生的論文選題，常常鼓勵他們獨立思考，積極參加學術會議與各類項目，培養(yǎng)全面能力。如今，王寧培養(yǎng)的青年學子們已經成長為許多名校比較文學、翻譯學、外國語言文學等專業(yè)的中流砥柱。每每提及王寧，他們總是會想起老師的平易、執(zhí)著和寬容，也會回想起老師在學術上的嚴厲，感恩他的悉心指導和無私幫助。

王寧一向愛惜人才、尊重人才。他不僅愛護自己的學生，對其他年輕學者同樣愛護有加。只要有人來求助，他總是慷慨地給予指導。因此，雖然許多青年學者沒有正式成為王寧的學生，但也將他視為自己的老師，按照王寧指引的方向走上了學術道路。

王寧給學生傳授做學問的經驗，更常常教導他們如何做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中國學者？王寧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家國情懷，要熱愛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生安鋒曾寫道：“王老師還是一位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他富有家國情懷，熱愛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對我們國家民族懷有一顆赤子之心。他無論走到哪里都不忘傳播中國文化和傳統(tǒng)思想。在學術上，他更是身體力行，從早年起就注重借助自身的外語優(yōu)勢傳播中國文化、推廣優(yōu)秀的中國文藝作品。他不但自己著書撰文評介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將很多中國作品譯介到國外，而且多次借助自己的聲望與國際知名期刊合作，發(fā)表中國學者的文章，向國外學術界介紹中國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為中國文化和學術走出去作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正如生安鋒所言，王寧作為一位立志將中國故事講述給世界的中國學人，深知學術研究絕不可閉門造車。多年來，王寧一直致力于參加海內外學術界、文化界的各類交流活動。王寧的學生、北京科技大學講師李琳寫道：“王寧一向重視與學術界同行的學術聯(lián)系，與國內外學術界都有著廣泛的學術交往。一方面，他積極走出國門，參加各種國際學術會議，應邀到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講學，代表中國學界在世界論壇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另一方面，他又積極地將國際上的學術大師請進中國，與國內學者展開面對面的對話和交流。”

除了積極將中國學界的聲音帶向世界舞臺，王寧也在不斷為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努力著。1997年，王寧離開北京大學前往北京語言大學工作，正式展開該校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經過艱苦奮斗，北京語言大學于1998年獲得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授予點，又于兩年后獲得了博士授予點。在王寧的帶領下，北京語言大學的比較文學學科學術水平逐年提升。這場“戰(zhàn)役”剛剛告一段落，王寧做出了一個讓很多人“難以理解”的舉動——調入尚在建設階段的清華大學外語系。僅僅三年后，清華大學外語系成功申請到了英語語言文學博士學位授予權，在短短幾年內將該博士點建成北京市重點學科，并獲得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后流動站和博士點。與此同時，王寧為了延續(xù)比較文學研究工作，又在清華大學創(chuàng)建了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由此推動了清華大學比較文學研究的發(fā)展。

“金科玉律真師范，化雨春風入我廬。”治學近半個世紀，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王寧仍然堅定地走在學術創(chuàng)新的道路上。在世界舞臺講述中國學問，培養(yǎng)有世界眼光的中國學人，是他不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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