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平，系蘇州大學人文經濟學研究院特聘教授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培育壯大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隊伍，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時代新征程肩負的神圣使命。近年來，人文經濟學成為全國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都是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由此提出了“人文經濟學”的重大命題。同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時再次點明了蘇州樣本發展方式的鮮明特點，“蘇州在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上做得很好，不僅有歷史文化傳承，而且有高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代表未來的發展方向”。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文經濟學的重要論述揭示了人文與經濟交融互動、融合發展的新范式，著力破除和解決西方經濟學“人文缺失”“人文悖論”等弊端，堅守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反映和表達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和未來發展方向，解開了高質量發展的“人文密碼”，深化了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人文邏輯，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思想指導和價值遵循。在人文經濟學視域中，關于人文與經濟融合發展的新范式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新課題，在更深層意義上需要哲學角度的創新闡釋。為此，從哲學的視角把握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要由表入里、逐次深入五個層次，進而深化我們對人文經濟學內在規律性效應的理解。

　　從“理性人”到“文化人”：人文經濟學出發點的人文邏輯

　　 破除西方經濟學固有的“人文缺失”弊端，人文經濟學首先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立場，對作為西方經濟學理論起點的抽象“理性人”或“經濟人”假設作哲學反思，進而置換為基于唯物史觀的“社會人”和“文化人”。

　　 人文經濟學是對反映和表達西方現代化資本邏輯訴求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性人假設”造成的“人文悖論”弊端的超越。西方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規定經濟領域中的“理性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體，即“資本人格化”。而與此相對的是他在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中著力闡明的：人的社會本性為富有道德情懷、倫理規范和人文訴求的文化主體。然而，亞當·斯密將“理性人”與“道德人”一分為二，人文要素被排斥在經濟學領域之外，這就是西方經濟學始終無法擺脫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論”弊端的根由所在。這一弊端被蘇聯經濟學家盧森貝在《政治經濟學史》一書中稱為“斯密之困”或“斯密問題”，本質上就是兩者斷裂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論”。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經濟學的根本弊端源于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造成“漠視人”、人的“自我分裂”與“資本人格化”等“全面異化”。人文經濟學從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根基出發，以“社會人”“文化人”作為出發點，超越了西方經濟學的孤立個人“私有本位”與“資本拜物教”的藩籬。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需要，成為人文經濟學建立的理論前提。對此，習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語》中指出：“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人類不僅追求物質條件、經濟指標，還要追求‘幸福指數’；不僅追求自然生態的和諧，還要追求‘精神生態’的和諧；不僅追求效率和公平，還要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與精神生活的充實，追求生命的意義。”“文化人”本身的全面需要，彌合了“人文悖論”鴻溝，不斷推動著全面生產和全面供給，通過人的全面價值創造的經濟活動擴展為“全面社會價值交換理性的人擇原理”，取代了西方經濟學抽象的“理性人假設”和“物用價值論”，這就是堅守唯物史觀的人民主體性立場，創造“人文回歸”邏輯的人文經濟學。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人文經濟學是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的經濟學表達，更是唯物史觀以人民為中心根本立場在新時代的創新和發展，表現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一思想主張也反映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一條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共同富裕”道路。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更是人文經濟學“人文回歸”的根本宗旨。

　　從“人文缺失”到人文與經濟“雙強”：“共生共榮”的哲學意蘊

　　 站在唯物史觀的高度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重要特征，彰顯人的現代化所必然追求的“人文回歸”的人文新目標，這是人文經濟學研究的本質規定和重要使命。因此，我們要將“人文”與“經濟”同步納入人文經濟學研究的對象。

　　 將“人文”與“經濟”同步納入人文經濟學研究領域，考察人文經濟形態呈現的共生共榮“雙強”態勢，形成“共同繁榮”的人文經濟形態，這成為人文經濟學研究的必備條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在一個城市或地區，如果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能夠有效呈現“雙強”奇跡、共同繁榮格局，就會形成人文與經濟共生共榮的人文經濟形態。我們能看到，個別傳統文化積淀比較深厚的城市，既沒有發展好經濟，也沒有保護好文化，沒有形成“人文經濟”良好發展態勢；也有一些城市和地方雖然經濟發達，但是缺乏人文精神，也會出現發展陷阱叢生、經濟基質不穩等問題。顯然，“人文”與“經濟”兩者都弱或一強一弱，都不是人文經濟形態。“人文”與“經濟”雙強之間具有深層的相互依賴性、關聯性和支撐性。人文經濟學將“人文”與“經濟”雙強現象自覺納入研究對象，與此相應，在唯物史觀視域下揭示人文經濟形態內在規律性效應就表現為“雙強效應規律”。這一規律性效應表現為：當“人文”與“經濟”雙方共同發展效果超越了單一、單線發展程度時，人文經濟將持續發展、擴大發展、加深發展；反之，如果任意一方的偏頗造成雙方的發展程度低于單一、單線發展程度和水平之時，那么，這一人文經濟形態就可能會被排斥。雙強效應反映和表達了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重要特征，其內蘊的唯物史觀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兩者并重，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只有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實現雙強時，才能實現真正的高質量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反之，任何一方的缺失或薄弱，都將導致社會整體發展的失衡和停滯。

　　人文與經濟交融互動、雙向轉化機制：創造有機的人文經濟形態

　　 人文經濟學不僅要將人文和經濟同步納入研究對象，更要著力考察兩者的交融互動、融合發展的范式和雙向轉化的機制。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雖然都是綜合國力不可缺少的關鍵要素，在人文經濟形態中表現為“雙強”，但是，如果雙方處在彼此孤立狀態，沒有形成內在的交融互動、融合發展的關系，那么這也不是有機的人文經濟形態，也不會發生本質關聯的規律性效應。因此，理解人文與經濟的彼此關聯和互動方式，我們既要堅持唯物史觀關于經濟對于人文的基礎性決定作用和人文對于經濟基礎的積極反作用的基本原理，又要創新深化理解兩者關系，將之放置在矛盾雙方既相互區別，又交融互動、融合發展并相互轉化的關系中加以考察。因此，我們判定和識別一個城市和地方是否存在著人文經濟形態和是否存在規律性效應，不僅要看雙方是否呈現“雙強”的共同繁榮狀態，還要更深入地考察雙方是否發生內在的交融互動關系，創造了何種有效互動方式。為此，人文經濟學要著力打破將“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看作兩個彼此分離、獨立在場的固化要素這一傳統觀念藩籬，在兩者如何發生交融互動、融合發展新關系新范式新樣態上加以重點考察。在這一考察中，“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雙向轉化機制就成為人文經濟學內在規律重點關注和表達的對象。因此，不斷優化、充滿活力、全面發展的人文經濟形態，肯定內在地包含著雙向轉化的機制。這一機制就是人文經濟形態的規律性效應機制。只有通過這一機制，文化軟實力才能成為經濟硬支撐。

　　人文鑄魂和賦能經濟：價值優先原理

　　 人文經濟學在肯定雙向轉化機制的同時，絕不是僅僅強調均衡的“兩點論”而無“重點論”，而是重點關注和考察“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深厚的人文價值”，“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展”，即更強調人文價值為經濟鑄魂、賦能作用，以及文化原創力如何通過人文經濟形態轉化為經濟創新業態。因此，通過唯物史觀對人文經濟學進行創新闡釋，不僅要揭示人類發展的客觀規律，更要表達貫穿人類歷史始終的主體性價值維度，闡明人文何以鑄魂、何以賦能經濟。

　　 人文經濟學強調人文鑄魂、賦能經濟，即人文對于經濟要素的價值優先性和貫通性。為此，首先要打破孤立強調“文化軟實力”而不觸及“經濟硬支撐”的傳統狹隘觀點。要從哲學意義上重新審思作為經濟靈魂的“文化”規定已經不再限于原初精神文化層次，人文要素已經成為滲透和轉化在全部經濟實體之中的靈魂。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不僅在于“文化強”，而且在于由“文化強”將人文經濟路徑對象化為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即“文化軟實力”直接貫通為“經濟硬支撐”。人文經濟學具有鑄魂、賦能經濟的主要功能：一是深厚的人文價值底蘊對于經濟發展的環境和平臺支撐功能；二是文化創意、文化境界具有對經濟品質的提升和價值溢出功能；三是人文新目標對于經濟發展具有定向功能，看經濟發展究竟為了誰、依靠誰、成果由誰享有；四是人文新動能，凸顯出人文要素在全要素生產率中的主導作用；五是人文新賽道的布局功能，解決傳統叢林法則支配下的賽道弊端，打造新的企業治理范式、新的市場范式、新的政府公共治理范式等；六是人文新規則保障功能，可以讓經濟形態在新的規則軌道上運行，以制度保障人文新賽道的順暢運行；七是人文新樣態的創新功能，讓未來的人文經濟新形態更美好。總之，人文經濟學強調以文化人、以文興業、文化賦能，同時發揮經濟發展豐富文化內涵的轉化作用。我們正處在一個以創新為動力的偉大時代。人文經濟學的規律性效應，就是主張將文化的原創力當作本體，而把人文經濟實踐當作“應用”，在規律性全鏈關系上明確人文要素作為本體對于人文經濟的引領性、決定性和貫通性作用。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根本宗旨

　　 人文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人如果僅僅是追求物質利益價值的“理性人”，就無法逃脫人文缺失的弊端。人文經濟學之所以能超越西方經濟學、打破后者的話語霸權，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經濟學的內在前提“理性人假設”即資本人格化，與人民主體性根本利益發生對抗性矛盾，而人文經濟學的“人文新目標”彰顯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進而主張“人的現代化”道路。為此，人文經濟學內在規律性效應就必須緊緊圍繞這一根本宗旨，將人文經濟看作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經濟學。人文經濟的資源配置權益要由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擇原理決定而非西方經濟學主張的自然法或“理性人假設”決定，這是人文經濟學強調人的主體性、自主性的一個天然前提，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人的社會價值需要納入人文經濟領域加以全面界定，由此衍生和推展出來的人文經濟學概念、原理、規則等，就是明確為民宗旨的“人文新目標”的體現全面社會價值交換理性的新價值論和人擇原理，這也將是一切人文經濟學原理的重要發端。

　　 可見，只有立足于唯物史觀高度作哲學闡釋，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與核心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