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新：河仙：17—18世紀東南亞“港口政權”之代表

作者：李慶新，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研究員

編者按

海洋與人類發展息息相關。世界進入大航海時代后，隨著新航路的開辟，海上貿易將全世界連接為一個整體，全球貿易網絡逐步形成。在此過程中，興起了一大批重要的港口城市，承擔了物流中轉、商業服務等功能，亞洲地區也不例外。尤其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地區，一些港口城市得益于顯著的地理位置優勢，積極參與海洋貿易，獲得大量財富，甚至發展成為半獨立乃至獨立的政權，有學者將這類靠海洋貿易立國的政治實體稱為“港口國”或“港口政權”。多年以后，由于經濟結構較為單一、資源稟賦匱乏、開發能力不足、國際政治局勢影響等因素，一些港口逐漸失去往日的輝煌。這些港口的興衰更迭，同樣映射出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本期文章選取東南亞地區的河仙、馬六甲，梳理各自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狀況以及興衰歷程，以期對近代港口的歷史發展有更深刻的認識。

17世紀60年代中國經歷了明清鼎革，一些不愿意接受清朝統治的民眾逃往海外。1671年，雷州人莫玖離開北部灣畔的家鄉，渡海來到柬埔寨，而后在瀕臨泰國灣的河仙建立起獨立性政權“港口國”，左右中南半島的政治局勢，在大航海時代的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交通與海洋貿易中發揮重要作用。

鄚玖、鄚天賜經略“港口國”：政治、經濟與文化

世居雷州半島的莫氏是北部灣畔的名門望族，明清易代之際，南明政權與清軍在北部灣沿海進行30余年的爭戰。1671年，莫玖17歲，“不堪胡虜侵擾之亂”，來到商人船舶聚集、貿易興盛的南榮（今柬埔寨金邊），獲得真臘國王的重用，不久莫玖請求到下柬埔寨恾坎（即河仙）發展，被委任為“屋牙”（地方長官）。莫玖從今天柬埔寨磅遜灣至越南金甌角沿海地區招徠流民，建立富國、隴棋等七村社，初步確立河仙政權的地盤。1679年前后，暹羅東侵，莫玖屢經離亂，一度被擄至暹羅。1700年前后，重回河仙，四方商民慕名歸附。1708年，莫玖向廣南阮氏稱臣，阮主許為屬國，名其鎮為河仙，以莫玖為河仙鎮總兵玖玉侯，莫玖改名鄚玖，以與越南名聲不佳的莫朝相區別。

鄚玖統治時期河仙不斷壯大，建筑堡壘，鑿掘城壕，裝備軍隊，確保境內安寧，成為中南半島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他曾到西班牙人統治下的菲律賓和荷屬東印度首府巴達維亞，學習西人施政及自強自衛之法。在經濟上注意招集流民，采取輕稅政策，減輕農民負擔，把境內土地分配給本地民眾，提供農耕用具，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發展農業，使湄公河下游沖積平原大片荒地得到開發。18世紀中葉曾經游歷越南的法國人波微說：河仙地區已成為勤勉之人民安居樂業之處，森林被開墾，荒土變成良田，從河川所引之運河四通于田間，而豐裕之收成予農民以充足之糧食，且為殷盛商業之貨物。

1735年，鄚玖去世，終年81歲，他的兒子鄚天賜繼承父業，執掌河仙政權，襲封總兵大都督、欽差都督琮德侯。河仙名義上屬高棉，又向廣南阮氏稱臣，但是鄚氏自置官署，自辟幕府，自建軍隊，自主經濟，擁有相當大的自治權力。《越史綱鑒考略》介紹“港口”“為我大南附庸，傳子天賜”。鄚天賜曾自稱“高棉王”。

17、18世紀西方人稱河仙為Can Cao，清朝稱之為港口國。《清朝文獻通考》稱“港口國”“宮室與中國無異，自王居以下皆用磚瓦，服物制度仿佛前代”，“國中建有孔子廟，王與國人皆敬禮之”。鄚天賜愛好文學，開“招英閣”，“招徠四方文學之士”，最著名的有十八位，時稱“十八英”。法國學者保爾·布德說：“在鄚玖的努力下河仙不但變成一片可居地，而且還是一個令人喜愛的地方。鄚天賜又進一步把它改造成一個文化中心。”

河仙的海上交通與國際貿易

17、18世紀，中南半島湄公河三角洲-暹羅灣興起西貢-嘉定、美湫、河仙、大城等新興港口。河仙發揮瀕臨泰國灣、連接湄公河的河海聯通優勢，海上交通與貿易網絡覆蓋了湄公河三角洲-巴薩河流域、柬埔寨內陸地區、馬來半島東部沿海地帶、廖內-林加群島以及巨港-邦加地區，遠及印度洋東海岸、東北亞的日本。

河仙鼓勵自由通商，實施低關稅，“招徠海外諸國，帆檣連絡而來”。商人被分為三類，賦予不同的經營業務：大商人經營長途貿易，中小商人經營本地貿易，官商則專營國家壟斷商品和對外貿易。在鄚天賜時代，河仙被譽為“海陬之一都會”，“胡同穿貫，店舍絡繹，華民、唐人、高棉、阇[~符號~]類聚以居，洋舶江船往來如織”。

河仙與日本、葡萄牙、荷蘭等國商人均有貿易往來。1728、1729年，鄚玖曾派遣劉衛官、黃集官前往日本，與幕府打交道，獲得對日本貿易的“信牌”（朱印狀）。而河仙與中國的貿易多集中于廣東、福建兩地。在廣州“一口通商”時期，每年往來于廣州與東南亞的帆船有30艘左右，其中85%~90%是廣州駛往河仙港口與交趾支那，交易物品包括稻米、錫、藤條、西米、各種涂料等。1758—1774年，廣州從東南亞進口錫79935擔，其中從河仙港口進口24688擔，數量僅次于巨港（47468擔）。18世紀70年代，巨量的錫源源不斷地從河仙港口運往廣州，推動了廣州錫器制造業的繁榮。

越南將暹羅灣及其以南地區稱為“下洲”。河仙、暹羅與緬甸之間的傳統交通路線，陸路從六坤（泰國那空是貪瑪叻府一帶）、車加陸前往緬甸，海路則經阇婆、紅毛(英國人)諸國海島，穿越馬來半島東海岸和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沿著馬來半島西海岸抵達緬甸。阮朝嘉隆八年推出《河仙與暹羅下洲商船稅額條例》，可見“下洲”貿易商品種類甚多，有官府控制交易的金、銀、象牙、犀角、豆蔻、砂仁、蘇木、烏木、紅木等貴重物品，也有絲繭、絹布、砂糖、沫糖、石塊糖等緊俏商品。

“港口國”消亡：東南亞“非經典政權”之歸宿

18世紀60年代河仙境內戰事不斷。越南西山阮氏政權崛起，廣南阮氏屢吃敗仗，顛沛流離。1771年，暹羅鄭昭發兵攻陷河仙，鄚天賜被擄，后自殺。其后河仙動蕩，昔日繁華蕩然無存，鄚氏后人子泩、公柄、子添等先后被廣南授予河仙鎮守，但地位今非昔比。1808年，阮朝派官領河仙鎮事，改變了“鄚氏世襲”的慣例，河仙納入越南版圖，“港口國”退出歷史舞臺。

東南亞歷史上出現過許多各種類型的政權和國家，長期受國際學界關注。有學者提出馬來世界海島地區存在爪哇式和蘇門答臘式政治模式，以及“河流流域脈絡體制”等理論，有學者發現室利佛逝和馬六甲海峽地區政治中心、王國的首都常常在幾個重要貿易港口之間轉移，馬來歷史的政治是不穩定的，政權存在時間很少能超過百年。澳大利亞學者安東尼·瑞德提出15至17世紀東南亞港口城市的政治地位越來越重要，或者成為某個國家的首都，或者發展成為半獨立乃至獨立的政權，這些靠海洋貿易立國的政治實體，可稱為“港口國”。與此類似的是，美國學者萬志英將馬六甲等海峽政權歸類為“港口政權”。

很顯然，這些在政治制度與政權結構上“殘缺不全”的政治實體，不同于傳統大陸帝制國家的“經典政權”，可視為“非經典政權”。河仙“港口國”就是一個例子。17、18世紀鄚氏父子乘中南半島動亂之機，立足河仙，建立起具有獨立地位的“有海港的繁榮公國”，但兩傳就走向消亡，歸根結底是因為河仙地區疆域狹小，缺乏立國的基礎，特別是經濟結構相對單一，本地缺乏豐厚的資源稟賦和足夠的生產能力，過于依賴海洋貿易與海外市場，易受外圍因素的沖擊。而缺乏天然屏障的劣勢，也使得港口國在柬埔寨、廣南阮氏、暹羅等國家的夾縫中求生存。此外，河仙地區多種族、多宗教的社會結構，也很難建構起像“經典政權”那樣大一統的政治文明、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缺乏堅實穩固基礎的政治體經不起國際政治風云變幻的沖擊，東南亞多數“非經典政權”都有類似的命運，鄚氏港口國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