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如平，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抗戰時期英國駐華大使館檔案文獻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八路軍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是堅持在華北等地區敵后抗戰的主力軍，是中國抗戰的中堅力量，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八路軍敵后抗戰是抗戰史研究的重要領域，國內相關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近年來，國外館藏的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抗戰檔案史料受到重視。英國國家檔案館的外交部檔案和陸軍部檔案中收藏了大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資料，充分發掘和整理這些檔案，對進一步豐富和深化八路軍敵后抗戰研究和歷史書寫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大使館報告中的八路軍抗戰

抗戰時期，英國駐華大使館利用其駐華外交情報網，搜集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并由駐華大使館定期以月報的形式匯總呈報英國外交部。內容涉及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日活動等方面，為研究和書寫八路軍敵后抗戰的歷史提供了豐富資料。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卡爾接替許閣森出任英國駐華大使，不久與周恩來等人進行了初次會面。此次會面使卡爾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政治理念有了最初的了解。1938年，在卡爾的幫助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主要負責爭取國際社會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援助工作。4月29日，卡爾向英國外交部詳細報告了八路軍的抗戰情況：“日軍占領太原府后，不得不停止向黃河以南進軍，以鞏固他們的交通線，因為他們的交通線受到了八路軍的嚴重襲擾。”之后，卡爾定期向英國政府報告八路軍在華北的抗戰情況。7月初，埃德加·斯諾給卡爾寄送了一份關于八路軍武裝保衛武漢的建議。同時，卡爾還收到了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皮特·弗萊明發來的一份關于八路軍在華北抗戰的報告。在斯諾和弗萊明的影響下，卡爾對八路軍產生了濃厚興趣，他甚至和斯諾探討了訪問延安的可行性。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設立后，采取靈活的國際統一戰線政策，主動與英、美等國駐華機構建立聯系。卡爾與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交往日益密切。可以說，卡爾是最早接觸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重要領導人的英國政府要員。在與周恩來等人的交往中，卡爾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行為不滿，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戰決心非常欽佩。1941年，他向外交大臣艾登報告說：“中國共產黨強調中國的任務是抗擊日本侵略者，第十八集團軍也愿意在這個目標下合作。”然而，“共產黨人發覺自己處于這樣一種境地：他們積極抗擊日軍，卻遭到國民政府的猜忌，政府補給的戰略物資少得可憐”。皖南事變發生后，卡爾極力建議英國政府聯合美國對國民黨施壓，以阻止事態的惡化。1942年1月，卡爾向艾登報告：“決心抗戰到底和堅持統一戰線，仍然是共產黨政策的基調。”

太平洋戰爭期間，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力量迅速壯大，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展現出不容忽視的力量，艾登、丘吉爾等英國政要開始以新的眼光看待中國共產黨。1942年，薛穆接替卡爾出任駐華大使，他加強了與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聯系，更加關注八路軍的敵后抗戰。1943年，英國大使館在報告中寫道：“盡管與中央政府的軍隊相比，八路軍的裝備確實很差，但他們實際上已經單獨抵抗并阻止了潮水般的日軍進一步滲入中國北方和西北地區。”八路軍在華北開展的敵后游擊戰，“牽制了大批日軍，并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日本人開發淪陷區的農業資源”。1944年，英國外交部遠東司收到兩份關于八路軍抗戰的報告：從1943年至1944年，華北戰場的傷亡率逐漸向有利于八路軍的方向轉變。1944年日軍從華北抽調兵力南下，八路軍乘勢在山東、河北、山西、江蘇北部等地向日軍進攻，“他們在夜間作戰，像無形的幽靈在山間移動，像舞動的火舌在日軍據點和交通線周圍閃爍”。從1944年1月至6月，八路軍共斃傷日軍6.6萬余人，俘虜日軍303人，日軍投誠45人。1945年，八路軍根據毛澤東同志“消滅敵偽，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的指示，發動了春季攻勢和夏季攻勢。關于八路軍的反攻，英國檔案這樣記載：“1月初，太行解放區第七、第八分區的八路軍主力部隊，開始進攻平漢鐵路以南、隴海鐵路以北的日偽軍。截至1月29日，八路軍已解放100萬人口，收復1250平方公里領土，攻克40多個日偽據點。”

總之，當時英國大使館的報告以盟國視角呈現了八路軍堅持敵后抗戰并逐步發展壯大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重要力量的偉大進程。

軍事情報中的八路軍抗戰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英國軍事部門向中國增派了武官和軍事情報人員。他們負責搜集中國戰場的作戰信息，定期匯編中日戰況報告，接受駐華大使和軍情部門的雙重領導。與外交部門不同的是，駐華武官和軍事情報人員更關注八路軍的軍事作戰情況，如部隊編制、戰略戰術、武器裝備以及作戰條件等方面。

首先，軍事情報對八路軍的發展過程有大致的記載。在八路軍改編之初，英國方面就記載了紅軍在陜北接受改編的情況，以及八路軍的作戰區域，強調八路軍隸屬于第二戰區，歸閻錫山指揮。隨著八路軍在敵后作戰中發展壯大，他們對八路軍越來越關注，對國民黨限制八路軍的發展情況也有記載。1940年，國民政府要求黃河以南的八路軍全部撤到黃河以北，并限制八路軍的數量。1941年初，卡爾在電報中向艾登強調：“共產黨部隊已有50萬兵力。他們在日軍防線內最危險的區域作戰，部隊人數非但不應削減，反而應當增加。”1942年7月，駐華武官格里姆斯代爾準將向陸軍部軍情二處報告說：“第十八集團軍在華北可以集結100萬受過訓練和部分訓練的士兵，但只有一部分人有武器。”1945年7月，英國陸軍部對八路軍的編制和兵力有詳細的報告，檔案顯示八路軍已有正規部隊36.7萬人。

其次，軍事情報對八路軍的游擊戰予以高度評價。1938年10月，英國政府收到一份關于華北游擊戰的軍事情報，情報認為：“游擊戰對日軍造成的困擾可能比南方正規軍進行的陣地戰更為嚴重。”“游擊戰平均每日造成約100名日軍死亡，傷員估計約150人……為了應對游擊戰，日軍方面被迫在華北部署約17.5萬兵力。”1944年7月，英國陸軍部軍情二處斯托爾斯少校在報告中寫道：“在大多數戰線上，游擊戰是陣地戰的附屬，但在中國，游擊戰卻牽制了大部分日本軍隊。在1944年3月之前，至少有22個師，占在華日軍64%的部隊，在后方與八路軍交戰。即使在河南攻勢（豫中會戰）開始后，這一比例仍有47%。”與此同時，在敵后作戰的國民黨軍隊卻遭受慘敗。“1941年，在敵后作戰的國民黨軍隊接近100萬人，可現在只剩下兩三萬人。”這些國民黨部隊有許多被日軍摧毀，“但可恥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奔了日軍，60%以上的偽軍來自國民黨軍隊”。

最后，軍事情報對八路軍在反“掃蕩”作戰中的困難作出了分析。1942年，日軍對冀東和冀中八路軍發動大規模“掃蕩”。日軍深入根據地，建立封鎖線，“采用當年蔣介石在江西‘圍剿’紅軍的辦法，在防線上建起了一圈圈寬度在一英里左右的碉堡網”。“華北不少村落中大約三分之二的房屋都被日軍焚毀。”“日軍采用半游擊戰術，輕裝部隊快速移動，有時穿著平民服裝，甚至是中國軍隊服裝，夜間突襲，包圍村莊。”此外，情報認為八路軍還面臨其他困難：一是缺少武器彈藥，“沒有繳獲武器彈藥的作戰被認為是失敗的”，八路軍破壞鐵路既是為了破壞敵人交通，也是為了獲得制造槍械的金屬；二是八路軍缺少藥品和醫療器械，在反“掃蕩”的艱難時期，截肢手術用的是屠刀和木工鋸，手術縫合針使用縫衣針，很多手術是在沒有麻醉劑的情況下進行。

透過英國軍事情報，可以看到八路軍在敵后艱苦卓絕的環境下開展靈活多變的游擊戰，在華北抗擊和牽制大量日軍的同時，自身也不斷發展壯大，充分展現了八路軍敵后抗戰的優勢。

英國記者和僑民報告中的八路軍抗戰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重與支持，許多英國記者和僑民深入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實地采訪和調查，甚至和八路軍將士一起生活戰斗。1937年10月，英國記者貝特蘭來到陜甘寧邊區，在延安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同志進行了專訪，還采訪了彭德懷等八路軍將領。1939年，英籍教師賴樸吾前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訪問，受到聶榮臻、蕭克等八路軍將領的接見。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英籍教師林邁可、班威廉奔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工作。這些親歷者對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的游擊戰不僅有豐富詳盡的描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八路軍敵后抗戰取得勝利的原因。

1941年，一位在華北抗日根據地生活過的英國僑民在報告中記述了八路軍的地道戰：在河北中部，村民們為了躲避日軍，建造了地下避難所。后來這些避難所通過村莊內部的地道連接起來，最后連通了幾個村莊，一種有趣的地道戰形成了。游擊隊可以通過地道從日軍包圍圈逃脫，地道上方有地雷保護，地下有各種陷阱。地雷的使用有了相當大的進步，給日軍造成了大量傷亡。報告還對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的游擊戰給予很高評價：幾乎整個華北都是八路軍組織的游擊戰線，形成了多個永久和非永久的抗日根據地，日軍只有在大規模“掃蕩”時才能滲透其中。“這些游擊戰線，使日本對華北地區的資源掠奪受到嚴重阻礙。”

曾在延安采訪近5個月的岡瑟·斯坦因認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成功地喚醒了一個停滯不前的農民社會”。無獨有偶，另一位僑民也在報告中寫道：“以前對政治漠不關心的華北農民，現在也懂得了抗戰的意義，愿意忍受一切困難而繼續抵抗……他們冒著巨大風險幫助隱藏八路軍戰士。”1943年，日軍對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大“掃蕩”，八路軍戰地醫院被迫疏散，病人被藏在專門準備的山洞里，或偽裝分散在小村莊里，村里的百姓“給傷員提供的食物比自己吃得好，必要時把他們藏起來，并保護他們”。1945年，《泰晤士報》刊登了兩份僑民報告，報告提到華北抗日根據地那些善于制作鞭炮的村莊已經轉型生產地雷了。“在一個院子里我看到男人們、女人們還有孩子們在制作黑火藥，鑄造地雷套管，并將裝好火藥的地雷整齊地堆放。這里金屬短缺，所以他們掏空大石頭制作石頭地雷。”在晉察冀邊區，每個村莊組織有50個擔架和100個固定的搬運人員，“這在邊區并不困難，因為村莊一般很大，人口很多”。與之相反，在河南的國民黨軍隊卻遭到廣大農民的痛恨。有報告稱：“在河南的國民黨軍隊由于貪污腐敗、胡作非為，向連續遭遇饑荒的農民勒索糧食，農民對他們恨之入骨。”

英國記者和僑民還對華北抗日根據地全民皆兵的境況印象深刻。1944年3月，在華北抗日根據地生活工作近兩年的班威廉向薛穆大使呈報了一份《關于共產黨地區的報告》，包括抗日根據地、晉察冀邊區政府、八路軍組織與抗日活動等九方面內容。報告中說：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工人、農民和婦女紛紛參加抗日救國聯合會；八路軍在攻打日軍據點時，游擊隊、民兵以及當地老百姓都積極參加；民兵和自衛隊埋地雷、挖地道、扛彈藥、運傷員，老百姓攜帶挖隧道用的鎬和鐵鍬，以及讓部隊爬過壕溝的梯子。1944年英國外交部收到一份關于晉東南國際和平醫院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米勒醫生高度評價了民兵的作用，他說：“我們過去幾年的顯著發展是人民民兵，現在他們的軍事工作越來越多，戰斗的次數也和正規軍一樣多了。民兵傷亡人數的增加也反映了這一點。”1945年1月，《泰晤士報》刊登了一篇題目為《中國的游擊戰爭》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把中國北方的民兵譽為八路軍的眼睛和耳朵。正是民兵、自衛隊和老百姓的有效配合，八路軍才能將游擊戰的效果發揮到極致，使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除上述幾類報告外，英國國家檔案館還藏有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抗戰的其他珍貴史料。這些檔案雖然不能反映八路軍抗戰的全貌，但生動真實地體現了八路軍敵后抗戰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呈現了八路軍敵后作戰的基本形式和基本特征，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八路軍敵后作戰能夠取得勝利的原因。盡管英國方面在搜集這些情報資料時帶有不同的動機，但這些史料從他者視角佐證了八路軍抗戰的偉大意義，為研究和書寫八路軍抗戰歷史提供了新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