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晨怡，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史革新在家中查閱書籍。

史革新（前排右一）和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教研室同事合影。

學人小傳

史革新（1949—2009），山西陽泉人。197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7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政教系，1979年攻讀本校歷史系（現歷史學院）研究生。1981年獲碩士學位并留系任教。1988年評為副教授，1992年獲博士學位，1997年晉升教授。1998年至2004年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黨總支書記。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清代學術史等。著有《晚清理學研究》《清代理學史》（上卷）等，主編《中國文化通史·晚清卷》《中國社會通史·晚清卷》《歷史視野下的中華民族精神》等。

每到仲夏時節的高校論文答辯季，我總會憶起我的恩師史革新。他是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深耕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與清代學術史領域數十載，在晚清理學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史革新從研究晚清理學入手，進而上溯至清前期理學，注重理學與漢學、諸子學及西學關系的研究，為學界理解清代學術多樣性提供了新視角。

史革新一生赤誠向黨，篤敬治學，不僅以一部《晚清理學研究》填補了該領域研究之空白，亦通過數十年的教書育人培養了大批學術人才，并指導他們開展晚清湖湘理學群體、京師理學群體等地域學派的專題研究，推動晚清理學研究向縱深發展。

赤誠向黨

史革新生于1949年。與新中國一路同行的他，于1974年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北京師范大學求學、治學、任教期間，始終堅持將黨性融入學術研究與教育事業，用實際行動踐行入黨誓詞，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自學生時代起，史革新便認真學習、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著作。任教后，他為學生們開列的書單中，重點推薦的也總是這些作品。他始終希望，學生們能通過閱讀來培養、樹立正確的歷史觀。

我初入北京師范大學攻讀博士時，曾請教史老師治學應先讀什么書。“首先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著作。”他語重心長地說，“研究中國近代史，僅僅熟悉第一手史料是不夠的。要以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為史學研究基本功，努力掌握其中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解讀史料。”

作為一位具備深厚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史革新在數十載學術實踐中始終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他撰寫的《關于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問題的幾點淺見》《唯物史觀在我國早期的傳播》等論文，系統闡述了中國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等核心問題，在學界產生廣泛影響。在這些論著中，他既強調中國史學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又主張吸收傳統史學精華，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研究路徑。在具體研究中，他運用唯物史觀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學術思想變遷，為理解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現代轉型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讓學界對近代學術思想中彼此糾纏重疊的古今中西元素，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多年來，史革新不僅認真學習、深入領會黨中央的最新精神，還結合學術專長，在研究與闡釋黨中央精神方面不斷產出高質量成果，從歷史縱深角度以豐富史料論證黨的創新理論。黨中央提出“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后，他立即與鄭師渠教授等組織學術團隊，成功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弘揚與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研究”，服務國家戰略需求，陸續完成《近代中國民族精神研究讀本》《歷史視野下的中華民族精神》等成果。

令人遺憾的是，《歷史視野下的中華民族精神》刊印時，他已與世長辭。2014年，該書被列入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增補項目并正式出版。在書的后記中，鄭師渠深情撰文：“本項目的主持人之一，也是本書主編之一的史革新教授，在即將全部完稿之際，不幸病故。今天本書出版，我們愈益懷念他。”

該書將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過程劃分為五個歷史階段，系統論證了中華文明連續性的精神內核，實現了歷史研究與現實關懷的高度統一，使學術研究具有鮮明的時代價值。此書一經面世，便受到學界與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高度評價，被譽為國內首部從歷史視角系統闡述中華民族精神發展的權威著作，促進了歷史學、民族學、哲學等學科的深度交融。

史革新為人端方淳厚，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作為黨員教師，他始終默默耕耘、無私奉獻。北師大作為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重鎮，珍藏大量書籍文獻。為支持學科發展，史革新主動承擔起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圖書管理工作，從分類編目到借閱管理，皆親力親為。他家住校外，往返多有不便，卻始終以師生需求為先，十幾年如一日提供及時周到的借閱服務。晉升教授后，他仍一絲不茍、任勞任怨，為資料庫的建設默默奉獻。

史革新淡泊名利，甘為人梯，始終保持著老一輩學者的風骨與操守。在歷次評獎評優活動中，他總是一再謙讓，“把機會留給年輕老師”成了他的口頭禪。這種超越功利的精神深深感染著身邊的每一個人，也為他贏得了同事們的敬重與信賴。1998年至2004年，在擔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現歷史學院）黨總支書記期間，他更是將師生關心的問題放在首位，被師生親切稱為“黨支部的知心人”，也成為全系師生遇到困難時最先想到的“主心骨”。他隨身攜帶的記事本，總是記錄著師生的難處。同事家里遭遇變故，他第一時間上門探望，幫助解決實際問題；年輕老師為研究發愁，他多次與他們談心，助其緩解職業焦慮；學生有經濟困難，他常自掏腰包墊錢，讓學生安心學習生活。可以說，從學院布置展品到學生感冒發燒，無論事情大小，他總是盡心竭力，抓緊時間辦好，讓師生無后顧之憂。

2009年2月，史革新因病住院治療，入院前仍逐一致電“弘揚與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研究”課題組成員，細致溝通課題推進思路與修改建議。病榻之上，他不顧醫生“絕對靜養”的醫囑，強忍病痛審閱十余萬字的課題修改稿，并與課題組成員李志英教授電話交流修改細節。李志英后來感慨：“這是什么樣的意志，這是什么樣的信念，促使一個病榻上的病人，而且是身患絕癥的病人將一切置之度外？我想，這就是一個共產黨員的意志，一個優秀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

同年7月28日，史革新永遠離開了他熱愛的學術與教育事業。彌留之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同學們，我們開始上課！”即便走到人生終點，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教書育人的神圣使命。

篤敬治學

史革新在碩士、博士階段均師從龔書鐸先生。龔先生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教育家，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學科的重要開創者。1979年，龔先生開始招收中國近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史革新成為首批弟子。彼時，龔先生正值知命之年，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探索、近代史史料整理及專題研究領域已頗有建樹。他個子不高，身形瘦削，平素言語不多，講話時語速輕緩，盡顯君子風范。在龔先生身邊時，身形高大的史革新總會不自覺地微微躬身，側耳傾聽龔先生的教誨，始終對恩師、對學術秉持篤敬之心。

龔先生畢生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史學研究。在他的言傳身教下，史革新逐漸形成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著作的學術自覺。龔先生治史始終貫徹理論與史料的辯證統一，尤其注重第一手史料運用，曾于20世紀60年代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為學界深化中國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礎。在龔先生指導下，史革新以我國近代外交家薛福成著述為核心史料，綜合運用檔案、報刊、時人文集等相關文獻，完成碩士學位論文《論薛福成的思想發展》，充分展現薛福成作為過渡時代典型人物的思想復雜性。1981年，史革新以優異成績留系任教，受聘為北師大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教師。

1988年，史革新繼續追隨龔先生，在職攻讀博士學位。求學期間，龔先生對史革新循循善誘、悉心指導。當其選題舉棋不定時，龔先生提出的“選題三原則”為他廓清迷霧，最終選定“晚清理學”這一頗具挑戰性的課題作為博士學位論文方向。當時，晚清理學尚屬學術研究的薄弱領域——學界相關研究呈現明顯“碎片化”特征，除對曾國藩、倭仁等個別代表人物有專題研究外，系統性的整體考察仍屬空白，對晚清理學在近代思想轉型中的歷史作用尚存較大研究空間。為厘清晚清理學的發展脈絡、地域分布、時代特質及其與漢學、今文經學等學派的互動關系等關鍵問題，史革新深耕古籍文獻，歷時四載終在1992年撰成博士學位論文《晚清理學研究》。

為更全面、系統地呈現晚清理學基本面貌，他在博士學位論文中采用縱橫交織的框架設計，既注重歷史脈絡的梳理，又關注思想流派的互動，從而構建了一個多維立體的分析體系。縱向維度上，以時間發展為序，系統勾勒晚清理學興衰的歷史背景、發展線索、演變過程及最終結局。橫向維度上，深入剖析理學內部變動及理學與晚清其他學術流派的互動關系，涵蓋理學中的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辨、理學與漢學、理學與經世致用之學等關系問題。通過對晚清理學關鍵發展階段的研究，揭示其內在變化規律、時代特點與歷史價值。

對于史革新的博士學位論文《晚清理學研究》，中華書局原總編輯李侃、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胡繩武、清華大學教授劉桂生與錢遜、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家和與張守常等諸多名家均給予高度評價。他們認為，這篇論文作為晚清理學研究領域的奠基之作，具有多方面的開創性貢獻——該研究首次系統梳理了晚清理學發展的整體脈絡，以翔實史料和嚴密論證，勾勒出從嘉慶、道光到光緒、宣統年間理學演變的完整圖景。同時，揭示出晚清理學在應對社會變革時表現出的調適性與多樣性。這種突破性的研究視角，為重新評估晚清理學的歷史價值提供了重要參照。該論文于1996年獲北京市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自20世紀90年代起，《晚清理學研究》即被奉為該領域必讀經典，后續相關研究大多會引述其核心觀點，或在其框架下深化拓展。鑒于其持久的學術影響力，商務印書館于2007年再版此書，不僅滿足了相關領域研究者的學術需求，也印證了該著作在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說，《晚清理學研究》既填補了學術空白，為后續研究確立范式基礎，更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縱深發展進程。

史革新關于晚清理學的開創性研究，為龔書鐸先生學術團隊成功獲批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清代理學研究”打下了基礎。在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學術工程中，龔書鐸先生負責總體規劃與統籌協調，而史革新則突破專業壁壘，拓展學術視域，主動承擔清前期理學史的系統梳理與研究重任。在龔先生帶領下，團隊歷經多年潛心研究，于2007年合作完成《清代理學史》三卷本，成為清代理學研究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巨著。

學界普遍認為，該著作具有三重開創性價值：其一，這是學界首次完整、系統地梳理清代理學近三百年發展歷程，填補了系統性清代理學通史研究的長期空白；其二，突破了傳統理學研究偏重哲學思辨的局限，創新性運用歷史學方法將清代理學置于具體歷史語境中考察，實現了清代理學與宋元明理學的學脈貫通；其三，基于嚴謹的文獻考辨與多維度的學理闡釋，精準提煉清代理學各階段的演進特質。作為清代學術史研究的標志性成果，《清代理學史》三卷本不僅完善了中國理學研究的學術譜系，更開創了從長時段、整體性視角研究清代理學的新范式。

客觀而言，該著作的出版，對理解中國傳統學術在清代的傳承與嬗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是新世紀清代學術史研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成果之一。史革新在此課題研究中的關鍵性貢獻，有力印證其深厚的學養功力與開闊的學術視野。

杏壇耕耘

自1981年留系任教后，史革新長期致力于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先后開設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近代文化史、中國近代學術史等一系列課程。他始終將教書育人作為首要職責，著力推進教學改革與教材建設，培養了大批史學專業人才。

史革新先后參與教育部博士點基金“七五”規劃項目“中國近代文化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第三期“中國近代史”教材建設等重要課題。“中國近代文化史”項目的結項成果為教材《中國近代文化概論》，由龔書鐸先生主編，共十四章，史革新獨立執筆其中七章。該教材系統闡述中國近代文化基本理論問題，全面梳理了1840年至1919年間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初步構建起學科教材體系，有力推動了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自1997年出版以來，該教材廣受學界關注，被教育部遴選為“研究生教學用書”，成為全國高校相關課程普遍選用的教材與參考書。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直至辭世前一年，史革新仍以高度負責的學術使命感參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中國近代史”教材編撰，該教材至今仍是全國高校歷史學專業的核心教材之一。

史革新深愛教育事業，秉持“寬嚴相濟”育人理念，以言傳身教涵育學生，從基礎環節入手幫助學生筑牢史學根基。新生入學伊始，他便會明確要求：“踏踏實實做學問，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他特別強調史料的重要性，勉勵學生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從原始文獻中提煉問題，恪守求真求是精神，為后世存續信史。他常援引曾國藩“五勤”之道，要求學生做到“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不僅要多讀典籍，還要勤做讀書筆記，尤其要養成勤于思考、勤于寫作的習慣。針對古籍研讀薄弱的學生，他會親自帶他們到古籍閱覽室，手把手傳授查閱古籍、筆錄史料等基本功。正是這種浸潤式培養，使學生們練就了過硬的古籍研讀功底，在數字化時代依然保有沉潛文獻的學術定力與品格。

指導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時，史革新既引導學生關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領域，又充分尊重學生的學術志趣。門下弟子完成的《羅澤南理學思想研究》《清末新政時期文化政策》《陳澧思想研究》等學位論文，無不凝聚著其學術心血。憶及當年撰寫博士論文時，我每完成一章初稿，史老師必于第一時間給出詳盡修改意見。論文終稿修訂階段，史老師強忍腰椎病痛于病榻之上逐字審閱文稿的場景，至今仍時常浮現在我的腦海。

史老師育人向來傾囊相授，若說有所期許，便是希望弟子皆成棟梁。博士論文答辯當日，當龔書鐸先生轉述清華大學教授劉桂生對我論文的嘉許時，素來內斂持重的史老師眼角眉梢皆是欣慰——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恩師如此開懷。

史革新肩負繁重的教學任務，同事們評價他“一人干的工作相當于三五人之和”。午間課后面對學生求教，他從不推辭，常指導至午后一點多。有學生察覺他未吃午餐，勸其暫緩解答、先行用餐，他總擺手道：“我沒事，不餓，別耽誤你們時間”，隨即繼續答疑。

史革新恪盡職守，對學生關愛有加，卻唯獨忽視了自己。2009年春節，我給史老師拜年時，他坦言正利用假期潛心推進課題研究，未料數日后竟驚聞恩師罹患重癥。后來師母告訴我們，史老師已強忍病痛許久，常常惡心、嘔吐，多次勸他就醫皆被有“開題報告會”“讀書分享會”“畢業答辯”等理由婉拒。實在難受時，他便服藥緩解不適。因教學科研工作繁重，他甚至缺席學校組織的例行體檢。談及此事，師母至今仍難釋懷。

住院治療期間，史革新還在掛念著他的學生。術后化療階段，他強撐病體在病榻上審改學位論文近百萬字。有時閱讀片刻便虛汗涔涔，他就等體力稍復再繼續批閱。考慮到學生就業需求，他堅持為每位學生親筆撰寫個性化推薦信。哪位學生精于史料考證，哪位學生長于理論思辨，他都了然于心。他說：“這些孩子都是好苗子，若有機會進入科研機構或高校工作，將來必能在學術領域有所建樹。”

我到醫院探望時，史老師原本高大的身軀已消瘦許多，卻仍執著詢問我的課題進展，叮囑“論文成稿務必與我探討”。為寬慰恩師，我告知自己剛被任命為中央民族大學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的消息。史老師聞之眼泛欣慰：“太好了，這消息又替我消滅了100個白細胞。”隨即他鄭重叮囑：“這個任務很重，你現在不僅要關注自己的學術研究，還要通盤考慮整個教研室的發展前景……”看著老師費力喘息仍諄諄教導，我不忍多言，唯有頷首回應。

史老師病情惡化迅速。生命最后階段，學生們探望時，他吟起杜甫的《蜀相》：“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誦罷，兩行清淚潸然垂落。彼時老師剛剛六十歲，正是學術積淀最為豐厚的黃金時期，壯志未酬、宏愿未竟，令后學無不扼腕。

史老師逝世后，在鄭師渠、李帆兩位老師鼎力相助下，我們協助師母整理恩師畢生著述，相繼出版《晚清學術文化新論》《清代以來的學術與思想論集》兩部論文集，以寄哀思。《晚清學術文化新論》主要匯集史老師關于晚清學術轉型與文化變遷的代表性論文，《清代以來的學術與思想論集》則更為全面地呈現了史老師的學術研究旨趣，內容涵蓋清代學術史、近代思想文化轉型等多個領域。這兩部凝結著史老師畢生心血的著作，既是薪火相傳的學術接力，更是后學對先師風骨的緬懷與致敬。

史老師辭世十余載，當年著力培育的學術幼苗，如今已成長為高校與科研機構的中堅力量，繼續推進他未竟之業。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崇高的人格風范始終燭照后學。每當在學術探索遭遇困頓，我總會想起他埋首故紙探尋晚清理學發展脈絡的執著身影；每當翻閱那一本本泛黃的線裝古籍，耳畔總會響起他“做學問要耐得住寂寞”的諄諄教誨。他以身垂范的不僅是治學之道，更是對學術與文化的堅守與擔當。如今指導學生時，我常常會不自覺地承襲史老師當年傳授的教學與研究方法：注重原始文獻的扎實訓練，強調問題意識的培養，鼓勵跨學科的研究視野等。在我看來，真正的學術傳承，不僅在于知識的傳授，更在于精神的延續。如今，薪盡火傳，學脈不斷，謹以一聯緬懷先師：

生為史學譜新篇，著述萬千言，奠定晚清理學研究基石；

植根師大育英才，縱論今古事，堪稱杏壇立德樹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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