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宏星，系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武夷學院朱子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問題的提出

眾所周知，宋明儒學中的理學與心學之爭牽涉的問題林林總總，但其核心是指向道德行動的動機或動力問題。早在朱熹（世人尊稱為朱子）生前，陸象山便批評“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其見道不明，終不足以一貫耳”。所謂“不足以一貫”，即是因未能順應道德本性直接開展道德實踐，致使行動動力不足。王陽明則認為，朱子的格物窮理“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為二矣”。王陽明所謂的“析心與理為二”即是陸象山“見道不明”“不足以一貫”的另一種說法。大部分學者認為，孟子、陸王一系皆包含“心悅理義”之義，即本心既是理，也是情，故它能自給法則、自悅法則、自行法則，孟子所謂“沛然莫之能御”、陸象山所謂“滿心而發(fā)”、王陽明所謂良知之“生天生地”，皆可見其盈科而放海的不息動力。相比之下，朱子則持“性即理”的主張，心是一個靈明知覺，是認知的、橫列的，心之功能在“照”理，但其本身（雖包括理）卻并不是理。“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心不是性，不是理，則心當借由學、知來識理明理，并在此基礎上來行理，如是，心與理的關(guān)系是通過“窮理”“知至”的工夫以復善之全體，是以“知之機能”來決定“行之機能”，而不是直下由“心之所發(fā)即是理”而見其豐沛的動力，結(jié)果被一些學者批評為落于主智主義的“以知定行”，導致道德行動動力的不足。

不難看到，上述說法預設了一種“休謨式”的主張，即認為激發(fā)人的道德行動的動力必須來自一個人的情感、欲求，而理性認知對此是沒有主動力的。不過，若以此來詰難朱子的理論卻會面臨兩大問題，其一是時至今日，休謨式的主張已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質(zhì)疑，道德行動的動力事實上并不取決于情感和欲望的存在，而道德信念本身就足以產(chǎn)生動力。學者們認為，很多事實證明，我們有時候之所以情愿忍受各種痛苦、折磨和煎熬去踐行什么，并不是因為我們“欲求”什么，而是因為我們“相信”什么；其二是朱子本人明確主張，“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個行”，一個人“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顯然，朱子對道德行動動力的理解并不隨順休謨式的情感欲望的解釋，而認為一個人若擁有對道德之理的信念（信得及）便足以激發(fā)其行動。如此，我們要問，朱子是如何論述“信”與“信念”？而一個人“信得及”的信念又如何為其道德行動提供動力？

朱子論“信”與“信念”

朱子多言“信”而未提出“信念”概念，但若不以文害意，則朱子的“真知、知至、信得及”等說法在含義上便相當于今天我們所說的“信念”。朱子論“信”謂“循物無違”，所以“信”就是表里如一、言行相顧，“如這事我看得如此，與他說亦是如此，只此便是信”。朱子也常將“信”與“誠”“忠”連用而為“誠信”“忠信”，并進一步認為“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說”。就信與“四德”的關(guān)系言，朱子認為“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以上說法大體是把“信”作為道德規(guī)范來理解，要求人們說話做事要真實可靠、言行一致。但如何做到真實可靠、言行一致？朱子認為離不開一個人的“知”，故云“今人信不及，只為不曾仔細窮究”，又認為“知得深，便信得篤”。所謂“不曾仔細窮究”便是“知”得淺，故其“信”也只是口耳之信，這種“信”只是表面上對道德規(guī)范的認同，但卻缺乏深刻的內(nèi)心體驗，如對為子當孝的道理，一個人可能口若懸河，仿佛對此道理“知得十分”，但“臨事便顛倒”，乃至利害當前便趨避，這是知不透故信不及。依朱子，在“知”與“信”的關(guān)系中，“知”是“信”的前提和基礎，“信”是“知”的落實和深化。但知有深淺，所以信有厚薄，故云“今人略有些見識，便不肯篤信，只是強探力取”。這種“見識”僅是淺見短識，未觸及內(nèi)心，所以其“信”既不能“確”也不能“篤”。

依朱子，作為道德信念的“信”與作為道德規(guī)范的“信”是有所不同的，這種不同的關(guān)鍵就在于“知”的深淺，具體表現(xiàn)為對道德之理認知的深度和強度及其表現(xiàn)出來的動機效力上的差異，故朱子有言，“知，只是一個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但什么是“知之深”呢？如人們對道德規(guī)范的“知”可以是單純的外在知識性的知，這種知只是表面的知或?qū)γ}性知識的知，由此而有的信也只是淺層次的信或口耳之信，這種信因為知得淺，故信不及；因信不及，故無確定的動機效力，甚至可能出現(xiàn)“知得十分，行不得一分”的結(jié)果。但依朱子，作為道德信念的“信”是由人們對道德之理的“真知、知至”而形成的穩(wěn)定的、系統(tǒng)化的堅信和確信。朱子首先將道德信念視為一種認知狀態(tài)，即對道德之理的“真”所持有的態(tài)度，故云“不見得真，終是信不過”。如是，“真”構(gòu)成了信念所以為信念的規(guī)范約束。但什么是“真”？如何“見得真”？在朱子看來，道德之理之真是天所賦予人的“人之所以為人之理”，所謂“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此理既界定了我們的身份，也規(guī)定了我們的責任和義務，而“信是于這個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處”。但如何在這個道理上“見得真”“見得透”？它意味著我們對道德之理的真認知，不只是對“所當然”的規(guī)范之則的認知，而且還要將此規(guī)范之則的認知返回到自己的主觀身心上來，求其“所以然”之故，成為“自家物事”，或者說在自己身心上“體驗得一個是非”，“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此即是“見得真、見得透”。一個人若到此地步，則其對道德之理的真知、真見由于出自理性的反省和情感的認同，才能內(nèi)化為一個人持續(xù)穩(wěn)定的、堅信不疑的信念，“是底自家心里定道是，非底自家心里定道非”，如是，這種信念便內(nèi)在地具有驅(qū)動人們行動的動機效力，所謂“真知則未有不能行者”，“若知至，則當做底事，自然做將去”。“自然”是自動自發(fā)、不待勉強的意思。朱子在《答歐陽希遜》的信中則通過對“反身而誠”的解釋進一步說明了此間道理：“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于勉強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依朱子所言，仁義忠孝并非只是外在于人的道德規(guī)范，而是人稟受天理而內(nèi)在具于人身心上的，這種道理不同于經(jīng)驗層面的具體知識，人當通過反求諸身的實踐體認并由此確立“見得透、信得及”的信念，則其行動乃不待勉強而自會生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的動機效力。為此朱子對“信念”給出了自己特有的定義：“所謂信者，真見得這道理是我底，不是問人假借將來。譬如五谷可以飽人，人皆知之。須是五谷灼然曾吃得飽，方是信得及。”此處所謂的“信者”指的就是信念，依朱子，一個真信念需要滿足的基本條件在于，一個人不僅要知道某個道理，而且還要認識反省到這個道理是屬于你自己的道理，不是從他人那里假借而來的。如眾人皆知五谷可以飽腹，這可以是單純的對外在知識之知，由此得來的信也可能只是口耳之信。唯當一個人將此知內(nèi)化為主體的生命體驗，這種知才是知至、真知，而一個人真知得，便會真信得，因為“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之爾”。所謂“應”就是在實踐中見其合內(nèi)外之理，如是，即會在行動中產(chǎn)生“生死不能奪”的堅定信念。若對道德規(guī)范之理的認知只停留在道聽途說或義襲而取，便如同未親身嘗過五谷卻空談飽腹一樣，所得者不免為虛說乃至淪為戲論。

不難看到，朱子在這里為我們揭示了“真知—信念—行動”的關(guān)系，一個人“信得及”的真信念是建立在“真知、知至”的基礎上的。此規(guī)范要求并非外在于主體，而原本就是心中的“理”，是構(gòu)成一個人自我認同的基礎，我們經(jīng)由對此“理”的認知、反省和體貼，賦予此“理”對自己的權(quán)威并遵從此“理”施加給自己的要求。由于這種因“知”而有的信念，一個人在行動上自然會去做，所謂“既知，則自然行得，不待勉強”，反之，若“知未至，雖見人說，終是信不過”。

信念與動機效力

雖然說一個人“既知”后“自然行得，不待勉強”，然而，假如我們不僅僅滿足于某種理論主張的宣稱，還欲進一步窺其“既知則自然行得”的內(nèi)在原因，那么，我們就需要在理論上說明：一個信念持有者在心理機制上如何實現(xiàn)由知到行、由信念內(nèi)容到信念狀態(tài)的過渡？如前所說，朱子堅持作為信念內(nèi)容的規(guī)范之理原本就是一個人的心中之理，此理如何在心理情感上成功地引導和激發(fā)信念持有者的動機效力？為此，我們還得進一步探究信念持有者特殊的心理狀態(tài)。

如上所述，在朱子那里，“信得及”的真信念本質(zhì)上是一套評價系統(tǒng)，當個體確認某一信念為真時，則相關(guān)價值在心理結(jié)構(gòu)中會形成持續(xù)穩(wěn)定的系統(tǒng)，具有觸發(fā)行動的傾向，而當一個人的行動與信念發(fā)生沖突時，心理上便會產(chǎn)生不適和焦慮。這種認知與情感、意志與行動的協(xié)同關(guān)系，朱子用“自保”這一概念來加以說明，而謂“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朱子以“自保得過”來說明和規(guī)定信念概念，“自保”是行動者對自身的道德認知和行動能力的融貫性確信。“自保得知得”之“知”是行動者通過反身性認知對道德知識的內(nèi)部體驗體證的過程，因而其“知”能夠“知得親切”；而“自保得行得”則揭示出了行動者對意志與行動的預先承諾的特性，成為融入個人價值觀的穩(wěn)定的心理結(jié)構(gòu)。如是，一個“自保得過”的信念便可以為行動者提供方向和動力，所謂“篤信者，見得是如此，便決然如此做”。而對此一過程中知之真切、動機激活、情感驅(qū)動和意志實行之間的聯(lián)結(jié)，朱子則格外突出“決定”這一概念，如云“為子豈不知是要孝？為臣豈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如此。然須當真見得子決定是合當孝，臣決定是合當忠，決定如此做，始得”，又云“如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只是不曾見得決定著竭其力處，決定著致其身處”。“決定”在心理學上包含認知、情感、意志和行動等多個層面的含義，是促成一事物成為另一事物的先決條件。道德心理學中的“決定”包含了決心和意志兩個方面，決心是一個人內(nèi)心對道德之理的堅定信念，它無疑可以理解為意志的一種形式；但意志不只是下定決心，它還指行動者在確定目標后，在整個過程中對行動的控制、實施和貫徹。如是，一個人擁有自我反省而“信得及”的信念，即其存心于所當為之理，必觸發(fā)其情意，而在行動上“求至于所當為之地”。由此可見，在朱子那里，有關(guān)行動動力的概念并不同于休謨式的解釋，因為朱子并不需要承諾我們的信念狀態(tài)是由情感和欲望激發(fā)的，相反，一個人真“知”得理、真“見”得理，自然會觸發(fā)出對此理的情感和欲求，如是，則一個人行道德之行不僅因為他會“自覺”這樣做，而且因為他會“自愿”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