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世君：以高水平法治助力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作者：張世君，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學思踐悟】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余年來，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互利共贏，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帶一路”打造成團結應對挑戰的合作之路、維護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進經濟社會恢復的復蘇之路、釋放發展潛力的增長之路。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社會各種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日益增多，在此進程中，我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交往也必然面臨無法回避的各類風險，其中法律風險尤為突出。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立足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提出“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論斷，為解決全球性挑戰提供了應對之道。面向未來，應高度重視法治保障機制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以高水平法治為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在一定意義上，法律是對社會經濟實踐的制度性回應，各種經濟要素以及相互關系的現實存在狀態最終表現為相對應的法律行為和法律關系。“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經貿合作，涉及交通、能源、通訊、金融、旅游、教育、物流等各個領域，在落實層面離不開各類具體法律主體——如政府、企業、投資者——實施各類相關行為，包括訂立協議、設立公司、招募雇員、技術轉讓、材料采購、土地征用、稅收繳納、外匯管制等。在此過程中，主觀的經貿意向才能具體化為客觀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效果。因此，各國之間的經貿交往必須依托法律規則才能實現。

“一帶一路”涉及東亞、西亞、南亞、中亞、中東歐、南歐等區域，相關國家或地區分屬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宗教法系、混合法系、社會主義法系等不同法系，其各自所傳承的法律文化理念、法律制度規范、司法審判機制均有所不同，甚至存在天壤之別。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相關國家之間如果不能達成共識或協議，基于經貿交往必然會產生各類法律關系與各種法律風險，進而產生法律規則的理解與適用、沖突與融合，以及由此引發的各國之間的法治合作問題。

當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之間的法治合作機制尚不夠完善。我國與部分相關國家曾訂立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協助的內容和范圍不盡相同，但主要以司法判決的承認與執行為主。然而，共建“一帶一路”牽涉的經貿合作內容多樣、形式復雜，包括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業投資、資源開發、金融監管、人文教育、生態保護等，所涉及的法律合作不僅限于司法判決，還包括反洗錢、稅收征管、跨境支付、通關協助、學位互認等，與各國的立法、行政執法、司法審判與仲裁工作息息相關。而在這些領域，目前還沒有建立起全面、有效的法治化合作機制。

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各國之間共建法治平臺，匯聚各類法律服務資源，積極開展司法審判、商事仲裁、行政執法、法治人才培養等領域的法治合作交流機制，為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優良法治環境。

就政府而言，應側重從宏觀方面推進海外投資法律風險防范的頂層設計，通過法學教育、法治宣傳、風險防范培訓、建立執法與司法協助機制、參與制定國際經貿規則等途徑積極加以應對。一方面，積極構建多維度政府間法治合作的溝通與交流機制，推動各國政府之間共同制定合作規劃和措施，建立法治工作協助機制，進而為各國經貿合作及大型項目實施提供具體的法治支持。可以通過定期召開各類法治領域的國際會議、學術論壇的方式，來加深彼此理解，形成法治共識，減少合作過程中因對各國法治環境不了解所增加的締約、履約成本。另一方面，做好對外法治宣傳教育，通過圖書、影視、自媒體等形式講好中國法治故事，將我國的優秀法律文化及法律實踐以適當形式向各國進行傳播和推介，為我國開展對外投資營造良好的氛圍與環境。

就赴“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進行貿易投資的各類企業和個人而言，應當對各國法律文化和法律實踐加以認真研判，尤其是對可能發生法律風險的關鍵點，如企業形態選擇、勞工招聘管理、合同條款設計、知識產權保護、融資借貸擔保、環境生態維護等進行詳盡分析。國內各類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應積極開展對相關國家法治實踐的國別研究和比較研究，借助線上或線下平臺對相關國家法律制度進行闡釋，使國內投資者能夠提前了解和預測。國有投資主體可以設立企業海外投資風險管理委員會，聘請法學界和實務界人士加入，對可能發生的風險進行預判并采取針對性措施，建構起本企業的海外投資法律風險管理制度。

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法治支撐，不僅需要依托現有規則，也需要制定和形成一系列新規則。法律規則是競爭與合作中的談判標準，掌握了法律規則的制定權，也就掌握了國際交往標準的制定權。近年來，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所提出的相關政策主張，向全世界闡釋了在積極推進國際經貿合作方面的善意和舉措，贏得世界各國的高度贊同和世界輿論的普遍贊揚。但這些政策主張，很多尚未實現向“制度”和“規則”的轉化。面向未來，應通過構建多維法治保障機制，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