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出土文獻與商周至兩漢漢語上古音演變史研究”首席專家、廈門大學教授

漢字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載體，承載了數千年的歷史積淀與文化智慧，其演變過程不僅反映了文字形態的變遷，更深刻揭示了詞義、音韻以及社會文化的發展歷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簡帛等文字資料，作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材料，為學術界提供了豐富的實證依據。古文字猶如“活化石”，通過分析它們的構形和字詞關系，我們得以領略商周時期雅言的遺韻，辨識上古方言的不同風貌，并明晰古音演變的軌跡。

獨體字中的標音成分

    古文字中象形字、指事字和會意字大多數無法為我們提供語音信息。于省吾指出，有些獨體象形字具有標音成分，如甲骨文“麋”字作“”（甲骨文合集（以下簡稱“合集”）10990），是個獨體象形字，但“”既是麋鹿頭部的象形，又是“眉”字初文，起標音作用。于省吾還指出，有一類指事字是在某個獨體字上附加一種極簡單的點劃作為標志，賦予它以新的含義，但仍以原來的獨體字為音符，而其音讀又略有轉變。如甲骨文“”（吏），其造字本義是在“”（史）的豎筆上端分作兩叉形，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史”，而仍以“史”字為聲。事實上，古文字中的形聲字、省聲字、變形音化字、雙聲符字、假借字、同源字也都隱藏著豐富的古音信息。

聲符中的古音信息

古文字中含有聲符的字形包括形聲字、省聲字、變形音化字和雙聲符字。其中，形聲字數量最多，形聲字異體對于古音研究尤為重要。在甲骨文中，形聲字就已超過20%。據黃德寬統計，西周金文中形聲字占56.4%，若就新增字來看，形聲字占80.8%。李國英指出，《說文解字》中形聲字占87.39%，宋代楷書中已占90%。形聲字是古音研究的重要材料。語言中的詞，有的是在商周時期假借一個同音字來記錄；有的是在商周時期先由象形字、指事字或會意字記錄，后來又造一個形聲字記錄；有的在同一個時代有不同的異體；有的是同一個時代不同地域造的形聲字異體；有的則是不同時代造字活動的累積而形成的形聲字異體。

    在漢語史上，同一個詞在同一個時代也可能用不同的形聲字異體來記錄。比如，甲骨文“裘”字作“”（合集2853），是個象形字，我們難以知其讀音。甲骨文“裘”字皆用作人名。西周金文“裘”字有兩類用法：一類用作掌管衣裘的職官名，見五祀衛鼎、九年衛鼎和廿七年衛盉；另一類表衣裘之｛裘｝。因二者有引申關系，故可視為同一個詞。衣裘之｛裘｝最早見于西周早期銘文不壽簋，作“裘”，從“求”得聲。“求”上古歸幽部。西周中期前段的次尊，衣裘之“裘”作“”，可隸作“”，這是在早期象形初文的基礎上加“又”聲。“又”上古歸“之”部。從西周金文來看，“裘”的上古音本屬幽部，最遲在西周中期前段就已出現“之”部的異讀。潘悟云據漢藏同源詞藏文kloɡ（皮襖）構擬“裘”的上古音為*ɡu。《說文解字》“裘”字下收古文“求”。傳抄古文中以“求”為“裘”的例子有《尚書文字合編》1例、《集篆古文韻海》3例。此皆可為潘悟云的構擬提供佐證。戰國楚文字資料中“裘”也有“之”部和“幽”部兩類。如戰國早中期安大簡《詩經·終南》：“冬南可又，又柚又某。君子至止，?衣裘。女渥庶，亓君也才。”“裘”與“之”部字“又”“某”“止”“才”押韻。望山2號楚墓竹簡第49號簡文：“其二亡童皆紫衣，皆赤□□，皆頸素之毛尤（裘）。”“裘”假借“尤”為之。“尤”為“之”部字；清華簡七《趙簡子》9“冬不裘，夏不帳箑”，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189壹“夢：甲乙夢被黑裘衣寇〈冠〉”，句中“裘”字皆從“求”聲。從秦楚文字資料“裘”字皆有從“求”聲的寫法來看，在戰國雅言讀音中“裘”讀“幽”部，讀“之”部的當為楚方音。在鄭張尚芳的上古音系中，“之”部構擬為?，“幽”部為u。?是后高不圓唇元音，u為后高圓唇元音，二者只是圓唇不圓唇的區別。在西周“裘”的讀音應有*ɡ?和*ɡu兩種讀音。*ɡ?的讀音保留在戰國楚方音中，而戰國雅言仍保留*ɡu的讀音。傳世典籍《先秦韻語》中“裘”多和“之”部字押韻，是因*ɡ?和*ɡu兩種讀音在競爭過程中*ɡ?占上風，成為通語讀音。

    同一個詞在不同時代的語音常常會發生變化，當音變發生后，古人就另造新的形聲字來記錄，于是出現形聲字異體。比如，“狐貍”之“狐”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單育辰釋合集10220號卜辭中的“”為“狐”字。劉釗師主編的《新甲骨文編》釋“”（合集10982正）為“狐”。單育辰認為，此字的左邊形體就是“狐”的象形，右邊則是“壺”字，用作聲符。我們認為，合集10220號卜辭中的“”字有可能是“狐”字，但“”在合集10982正卜辭中用作地名，難以確定是不是“狐”字。甲骨文有字作“”（合集37471），從犬、亡聲，可隸作“”。目前學術界有釋為“狐”“狼”“”三種意見。郭沫若認為，“它辭有言‘獲鹿’者，自是狐鹿。狼與鹿不能同時獲得也”。張秉權亦主釋“狐”說，認為狐皮可以做裘，所以狩獵的人樂于捉獲。姚孝遂在《甲骨文字詁林》中加按語曰：“字當釋‘狐’。卜辭多見田獵獲狐之記錄，而其繇辭皆曰‘吉’‘弘吉’‘大吉’，此不得為‘狼’……卜辭記田獵‘獲’之事極多，而一次竟高達一百六十四頭。陳夢家謂殷墟發掘未見狼之骨骼，是‘’當釋‘狐’之旁證。”“”為“狐”字初文說可信。與“”有關的卜辭確實常與“鹿”同時出現，且繇辭稱“吉”者數量甚多，如合集37471號卜辭曰：“□□[卜]，貞王田于雞，往來亡災。[王占曰]：引吉。茲御。獲八十又六。”合集37416號卜辭曰：“辛巳王卜貞，田，往來無災。王曰：‘吉。’獲三、鹿二。”上文我們提到，西周有專門管理皮裘的職官，可見商周貴族十分流行穿皮裘。而狐皮是他們用來做皮裘的主要材料。

    從“瓜”聲的“狐”字最早見于戰國文字。龍崗秦簡第34號簡文：“取其豺、狼、豲、貈、狐、貍……”；曾侯乙墓楚簡第5號簡文“狐白之攝”。“狐白”指狐腋下之皮，其色純白。甲骨文“”和戰國“狐”當是同一個詞在不同時代由于語音發生變化而用了不同的形聲字。“狐貍”之“狐”在商代的讀音是*m-qwaa?，戰國時期發生*m-qwaa?>*ɡwaa音變，因此改用“瓜”作聲符。

戰國時代不同地域所造的形聲字異體，有的揭示了方音差異。比如，“聞”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現。甲骨文和西周金文“聞”都是象形字，無法提供語音信息。戰國楚系文字“聞”或沿襲西周金文之形，或從“耳”“昏”聲作“?”。晉系的中山王鼎“聞”字亦作“?”。“?”在楚簡中用來記錄“問”，可知在戰國雅言語音中“聞”的讀音是*mun。齊系文字和秦系文字則從“耳”“門”，聲作“聞”，由此可知，在戰國齊方音和秦方音里“聞”的讀音變成*m?n。白一平、沙加爾認為，“聞”從“門”聲是音變后新造的形聲字。

    《說文解字》收錄的省聲字共有328個。黃天樹指出，甲骨文中也有省聲字。我們可以“麟”字為例說明。甲骨文“麟”字作“”（合集36481），從“鹿”，“”省聲。今本《詩經·國風·周南·麟之趾》：“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在安大簡《詩經》第20號簡中作“”，東漢熹平石經作“麟”。《說文解字》：“麟，大牝鹿也。從鹿，粦聲。”徐鍇《說文解字系傳》：“麟，大牡鹿也。從鹿，粦聲。臣鍇按：《書》《傳》多以為麒麐字，訛變，古或假借也。”“麟”指大牡鹿，與《說文解字》“麐，牝麒”之“麐”所指不同，不是一字異體。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麐者，麟之或字”，不可信。在商代，“麟”的讀音是*m.r?n，在西周雅言中發生*m.r?n>*ri?音變。從“粦”聲的“麟”是音變后才造的形聲字異體。

    假借現象在甲骨文中已經十分常見。語音中的某個詞，由于沒有專門為它造字，所以假借一個同音字來記錄。后來，由于語音發生了變化，所以新造一個形聲字來記錄。比如，與“遠”相對的“邇”這個概念在商代就已出現。｛邇｝這個詞在甲骨文中假借“”來記錄。如合集補編10395號卜辭：“于遠；在（邇）。”“”從“犬”，“埶”省聲。西周金文沿襲甲骨文，如大克鼎銘文：“柔遠能（邇）。”由此看來，｛邇｝在商周雅言的語音中聲母*?el?。戰國楚簡有四種情況。一是用“”或“埶”來記錄｛邇｝，這是沿襲了商周的用字習慣。二是用“”或“逐”來記錄｛邇｝。“”當是在甲骨文“”（合集29336）基礎上加動符“辵”簡省而成。“逐”可視為從“辵”，“”省聲。三是用“邇”或“爾”來記錄。“邇”與《說文》古文同，與齊文字“”構成異體。四是假借“而”來記錄｛邇｝。前兩種用字都是沿襲商周文字，表明在戰國雅言語音中｛邇｝的讀音仍為*?el?，后兩種用字則是戰國時期的創新。從齊璽用“”記錄｛邇｝來看，在戰國楚方音和齊方音中，｛邇｝的聲母都已發生*?el?>*?el?音變。

    劉釗師對變形音化進行了定義：變形音化是指文字受逐漸增強的音化趨勢的影響，將一個字形體的一部分人為地改造成與之形體相接近的、可以代表這個字字音的形體，以更清楚地表示這個字字音的一種文字演變規律。古文字資料中變形音化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甲骨文“眾”字作“”（合集67正），象聚眾人于日下之形。字或作“”（合集58），上部變形音化從“公”聲。《說文解字》：“伀，志及眾也。從人，公聲”，以“眾”訓“伀”乃聲訓，亦可證“眾”的上古音確實與喉牙音有關，當構擬為*klju?s。

    宋代鄭樵《六書略》“諧聲”字里有一類是“母子同聲”，如“啎”“”“”“斄”“孳”等。鄭樵所謂“母子同聲”是指兩個構字部件音同或音近，即我們所說的“雙聲符字”。甲骨文中就有雙聲符字，如甲骨文“盧”字作“”（合集19957反），又加“虍”聲作“”（合集32969）。“”是個雙聲符字。“盧”在商代的讀音當構擬為*ɡ?raa，后來前綴脫落，變成來母字。

同源字中的上古音密碼

    同源字是指在漢字發展演變過程中孳乳分化出來的一組構形上有聯系的字。其中有的在字義和字音上也有聯系。這類在形、音、義上都有聯系的同源字也能為我們探索上古音提供線索。比如，“土”與“社”是一對形、音、義都有聯系的同源字。甲骨文“土”字作“”（合集34190），象封土之形。卜辭中除了用作“封土”“疆土”之義外，還表“社稷之神”的“社”。如合集34184號卜辭曰：“貞：王告土（社）。”西周金文未見“社”字，宜侯夨簋仍假借“土”為社。戰國文字始見“社”字，作“”（《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164）。據“土”與“社”的同源分化關系，可知上古音“土”的讀音為*daa，“社”為*dja。

現代漢語普通話和方言都來源于上古漢語，探索現代漢語的來源離不開漢字，特別是古文字。因為字里藏音是漢字的特點。研究漢語語音演變史與漢字的關系，可以為講好中國故事提供可靠的學術支撐。推廣漢字文化，既要講清楚漢字字形的演變軌跡，也要闡明語音的演變歷程，唯有形聲互證、古今相參，方能在方寸間窺見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