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歷代大型字書傳承與發展研究”首席專家、湖南師范大學教授

漢字是世界上唯一延續使用至今的自源文字符號系統，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志，也是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歷代大型字書作為纂集歷代漢字形體的重要工具書，是傳統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重要資料，也是打開中國古代文明寶庫的鑰匙。

歷代大型字書概覽

歷代大型字書是指從漢代到清代兩千多年間出現的部頭龐大、收字宏富且以分析字形、說解字義和辨識讀音為目的而編纂的辭書，是相對于歷代的韻書（按韻目編排漢字的辭書）、雅書（解釋古代詞義的辭書）、音義書（專門為解釋文獻典籍中疑難字詞的音義而編纂的辭書）而言的，主要有漢許慎《說文解字》、梁顧野王《玉篇》、宋陳彭年等《大廣益會玉篇》、遼釋行均《龍龕手鏡》（包括朝鮮本《龍龕手鏡》）、宋司馬光《類篇》、金邢準《新修累音引證群籍玉篇》、金韓道昭《改并五音類聚四聲篇》、明章黼《直音篇》、明佚名《新校經史海篇直音》、明李登《詳校篇海》、明宋濂《篇海類編》（舊題）、明湯顯祖《五侯鯖字海》（舊題）、明梅膺祚《字匯》、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吳任臣《字匯補》、清張玉書等《康熙字典》等。這些字書在中國辭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或廣為使用、人所共知，或雖聲譽不著，但具有極高學術價值，亟待研究。在發展進程中，它們有先后繼承的關系，可以對其進行傳承與發展的歷時比較研究。

歷代大型字書研究的動態回顧

近代以來，學術界認識到歷代大型字書的重要價值，對其進行了多方面研究。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董蓮池《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是資料性的集大成之作，涵蓋了《說文解字》研究的各個方面，其中又以形體、義訓為主體。胡吉宣《玉篇校釋》、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蔣冀騁《說文段注改篆評議》《〈說文解字〉注音釋義研究》、鄭賢章《龍龕手鏡研究》、柳建鈺《〈類篇〉新收字考辨與研究》、熊加全《〈新修玉篇〉疑難字考釋》《〈玉篇〉疑難字考釋與研究》等，對歷代大型字書的字形、字音、字義及其他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此外，張涌泉《漢語俗字叢考》首次系統運用俗字理論對《漢語大字典》和《中華字海》中轉錄自歷代字書中的俗字加以清理和考釋，是字書俗字考釋的代表作。楊寶忠《疑難字考釋與研究》《疑難字續考》《疑難字三考》，對《漢語大字典》和《中華字海》轉錄自歷代字書中的疑難字進行考釋，是繼《漢語俗字叢考》之后的經典之作。總體而言，經過長期的學術積累，學術界對歷代大型字書的研究已涌現出很多成果，在版本甄別與文本校勘、文字考釋、引書考證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就，為歷代大型字書整理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不足之處也較為明顯，如尚未從歷史角度對歷代大型字書的傳承與發展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

實證探究 歷代大型字書傳承與發展

    歷代大型字書多以前代字書為基礎，通過不斷增收字形編纂而成。許慎《說文解字》收字10516個，顧野王《玉篇》收字16917個，《大廣益會玉篇》收字22620個，《四聲篇海》收字54595個，等等。由此可見，相較于前代字書，后世字書收字往往越來越多。新增字大多是由于社會發展而不斷產生的新字形。同時，相較于前代字書，后世字書收錄漢字的音義內容也會因各種因素影響而有很大變化。由于歷代字書的編纂以貯存字形和增收音義內容為主，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必要的考據工作，因而前代字書編纂中的失誤往往被后世字書承襲。再加上后世字書在編纂與刊刻的過程中又會不斷產生新的失誤，導致后世大型字書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因此，對歷代大型字書的傳承與發展進行研究，需要在全面比勘歷代大型字書諸多版本的基礎上，選擇最為精善的版本，全面測查字形、字音、字義的傳承與發展情況，并對具體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考釋。例如“”字，《新修玉篇》卷一《一部》引《玉篇》：“，胡登切。常也；久也；亦州名。春秋時鮮虞國地，漢為恒山郡，周武帝置恒州，因山以為名。《爾雅》曰：‘恒山為北岳。’同作恒，古文。”同書卷一《二部》亦引《玉篇》：“恒，何登切。常也。《易》曰：‘恒，久也。’亦州名。春秋時鮮虞國地，漢為恒山郡，周武帝置恒州，因山以為名。《爾雅》曰：‘恒山為北岳。’又姓。楚有大夫恒思公也。，上同。，上《篇》，下《韻》，并上同，古文。”《說文》《玉篇》等前代字書未收此字，《四聲篇海》《直音篇》《詳校篇海》等后世字書亦未收，可見，《新修玉篇》謂引《玉篇》，所言非是。據《新修玉篇》可知，“”即“恒”的俗字。其演變過程應是：“恒”字《說文》古文作“”，可隸定作“”，《集韻》明州本隸定作“”、曹本隸定作“”，“”當是“”字進一步訛變、類化的結果。之所以作出“”即“恒”的俗字的判斷，是利用《新修玉篇》這一書證材料并根據字書傳承關系和漢字字形演變規律推斷出來的，因為“”字來源于《余文》，《余文》是在《廣韻》和《集韻》的基礎上編纂的，那么這個字形一定跟《廣韻》和《集韻》有關，根據傳承關系，“”是“”的訛變，“”是“”的訛變。再如“煄”字，《玉篇·火部》：“煄，之隴切。”“煄”當即“燻（熏）”字之俗。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一《大乘起信論》卷上：“習，上訓憚（惲）反。《考聲》云：‘熏，熱也。’《說文》云：‘火氣也。’從黑從屮作。今俗作熏，行用已久難改，亦作煄。”此即其證。文獻中也不乏“燻”俗寫作“煄”的例子，此處從略。元刊本《玉篇》訓“火燒起”，非是。此例作出“煄”當即“燻（熏）”的俗字的判斷，則是利用慧琳《一切經音義》這一書證材料，并根據俗字變易規律及相關文獻用例而推斷出來的。

挖掘闡釋 歷代大型字書傳承發展規律

    對歷代大型字書傳承與發展進行研究，需要全面測查分析字形、字音、字義的傳承與發展情況，系統考釋傳承與發展的具體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對歷代大型字書傳承與發展的特點和規律進行全面分析與探究。例如“”字，《玉篇·攴部》：“，巨宜切。杈也。”《說文》未收此字，該字當為宋人據俗書所增。《廣韻》平聲支韻渠羈切：“，木別生也。”述古堂影宋鈔本《集韻》去聲泰韻博蓋切：“，物衺舛也。”宋刻《集韻》、揚州使院重刻本《集韻》亦作“”，《漢語大字典》引《集韻》作“”，“”即“”字轉錄之誤。“”和“”音同，“杈也”“木別生也”訓異義同，又“支”旁、“攴”旁形近，俗寫常見訛混，“”“”即為一字之變。《說文·木部》：“枝，木別生條也。從木，支聲。”“枝”，《廣韻》音“章移切”，《集韻》又音“渠羈切”。“木別生條也”與“杈也”“木別生也”也屬訓異義同，故“”“”與“枝”音義并同，又“木”的《說文》小篆作“”，“”“”左旁所從之“巿”當即“木”字篆文錯誤楷定而致，“”“”并為“枝”字之俗。《集韻》改音“博蓋切”，當因不識其為“枝”字之俗，而又見其從“巿”所作妄改。所以“”“”是對“枝”字篆文誤作楷定產生的俗訛字。再如“錀”字，《玉篇·金部》：“錀，力屯切。金。”《說文》未收此字，該字亦當為宋人所增。《正字通·金部》：“錀，訛字。舊注音倫，金也。誤。”《正字通》所言當是。《大正藏》本宋集成等編《宏智禪師廣錄》卷第四《明州天童山覺和尚上堂語錄》：“石女掣開金鎖錀，木人撥動玉輪機。”從文意來看，“金鎖錀”即“金鎖鑰”，“錀”即“鑰”字俗訛。《可洪音義》卷一九《阿毗達摩大毗婆娑論》第一百一十四卷：“錀，音藥。正作鑰也。”此亦其證。故“錀”當即“鑰”字俗訛，“錀”是由“鑰”經過字形訛變而產生的一個俗字。“錀”，《玉篇》音“力屯切”，當因望形生音而產生的誤讀；又《玉篇》訓“金”，當因望形生訓而產生的誤訓，所以《玉篇》該字音義都不可信。又如“鏆”字，《玉篇·金部》：“鏆，古玩切。穿也。”《玉篇》訓“穿也”，不確。《篆隸萬象名義·金部》：“鏆，古換反。釧。”《篆隸萬象名義》是以原本《玉篇》為基礎編纂而成的，可見原本《玉篇》亦訓“釧”，今本《玉篇》訓“穿也”，當因“穿”“釧”音同而產生的誤訓。《新撰字鏡·金部》：“鏆，古奐反。釧也。”此亦其證。敦煌本《王韻》去聲翰韻古段反：“鏆，臂環。”故宮本《王韻》、故宮本《裴韻》與《唐韻》《廣韻》并同。“臂環”即“釧”。此亦為其證。《新修玉篇》《四聲篇海》轉錄《玉篇》之訓而未作校正，有失考證。《直音篇》《詳校篇海》等后世字書亦收“穿也”這一義項，都因承前而誤。通過這幾個例字的具體考釋可以看出，歷代大型字書有些字形是因楷定失誤而產生的，有些字音是因望形生音而產生的，有些字義是音同誤換而產生的。當然，歷代大型字書傳承與發展的特點與規律極其復雜，限于篇幅，這里僅列舉幾種情況略作說明。

歷代大型字書研究前景展望

歷代大型字書收錄了歷代重要的漢字字形，并承載了豐富的音義內容，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辭書學、文獻學和文化學等方面的研究價值。盡管學術界已經對其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然而歷代大型字書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加強疑難文字考釋。由于編纂失誤與傳抄失誤，歷代大型字書存在一定問題，盡管前人已經對其進行了大量考釋，但仍有未予考釋的內容，應加強對這些疑難字形的全面清理和研究。例如，字書中存在大量因楷定失誤、形近訛混或音義誤植而產生的俗訛字，此類問題需結合傳世文獻、出土文獻、碑刻材料及域外漢字進行交叉驗證。二是加強理論探索。盡管已經在文字考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還應在字書傳承發展理論研究、近代漢字演變規律研究以及漢字規范化理論建設等方面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例如，歷代字書的編纂體例、收字原則、音義標注方式等均反映了不同時代的語言觀與文化觀，需結合社會發展史、思想史等背景，構建“字書編纂史”的理論框架。三是注重文化闡釋。歷代大型字書記錄了歷代重要的漢字字形，對其進行文化闡釋不僅可以探明許多漢字的前世今生，也可對其產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進行深入的解讀和剖析。例如，字書中收錄的歷代漢字字形、外來詞、宗教術語及科技新字，可揭示中華文化傳承與發展、中外文化交流與科技發展的歷史軌跡。未來研究需進一步挖掘字書與經學、史學、民族融合等領域的互動關系，構建漢字文化的多維闡釋模型。

總之，歷代大型字書研究既需深耕傳統考據之學，亦需擁抱新技術與新視角，在文字考釋、文獻整理、理論建構與文化闡釋中尋求突破。唯有如此，方能真正激活這一文化寶庫，為漢字研究與中華文明傳承注入新的活力。